时间:2025-03-30 13:17:02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导语】2009年,当中国承诺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时,城镇化率46.6%的统计背后藏着1.71亿"半城市化"人口的制度困境。十五年过去,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跃至67.00%,但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从苏州工业园区的分布式光伏屋顶,到鄂尔多斯荒漠里的"零碳产业园",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低碳城市化实验,正在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的夹缝中寻找平衡点。
一、户籍改革的进化与异化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中小城市落户松绑,在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升格为"差别化落户"政策。截至2023年,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长三角、珠三角率先实现居住证互认互通。
但制度红利遭遇结构性消解。北京通州、上海临港的"落户指标池"中,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占比超65%,而传统制造业工人落户通道反而收窄。更值得警惕的是,深圳自2021年起取消非博士学历落户补贴,政策激励效应边际递减。
二、产业转移的碳悖论
原文担忧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双碳"战略下呈现新形态。2023年全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完成率已达93%,但全行业碳排放仍占全国总量15%,吨钢碳排放强度(1.8吨CO₂)较欧盟高23%。当河北曹妃甸的氢基竖炉炼钢示范项目减排30%,云南曲靖的光伏硅料基地却因电力缺口重启燃煤机组,暴露产业梯度转移中的"高碳锁定"效应。
产业升级的阵痛在数据端尤为明显。202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55.1%,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耗电量增速达12.3%,北京大兴数据中心PUE值1.15的绿电奇迹,难掩内蒙古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集群80%依赖火电的残酷现实。
三、新能源城市的明暗线
鄂尔多斯"风光氢储"四位一体模式创造奇迹: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年减碳360万吨,配套的"绿电直供+碳账户"制度使电解铝成本下降18%。但产业链末端的隐忧显现:宁夏宁东能源基地的电解水制氢项目,因输氢管道建设滞后导致产能闲置率达42%。
城乡能源革命呈现冰火两重天。浙江安吉农村分布式光伏覆盖率突破75.3%,而甘肃金昌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4.7%,充电桩"县县通"工程因电网改造滞后沦为摆设。这种割裂印证了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判断:中国清洁能源转型呈现"头部惊艳,尾部拖沓"的K型分化。
四、碳市场驱动的制度实验
全国碳市场启动两年累计成交额突破214亿元,但钢铁、水泥行业尚未纳入交易体系,导致控排企业仅覆盖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5%。深圳推出的"碳普惠"制度虽将垃圾分类、公交出行等行为纳入个人碳账户,但账户日均活跃用户不足10万,制度创新遭遇公民参与瓶颈。
更深刻的矛盾在城乡碳权分配中爆发。江西抚州林业碳汇项目每亩年均收益仅11.8元,而上海虹桥商务区楼宇通过购买碳汇实现"碳中和认证",每吨成交价达67.5元。这种价值倒挂揭示生态补偿机制的结构性缺陷。
【致原文作者】
蔡义鸿先生:
您在2009年预见的"城市化与碳减排"张力,正在2024年演化出更复杂的形态。您担忧的户籍藩篱,已在长三角居住证互认、粤港澳社保互通等改革中部分消解;您警示的产业转移困局,因"双碳"目标催生出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能源产业链重构。
但新时代的挑战远超预期:当"东数西算"工程将数据中心集群布局西部,却遭遇绿电供给与算力需求的时空错配;当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推进,农村电网承载力与充电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您当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在县域分布式光伏推广中初见曙光,但在碳排放权分配领域仍存制度性落差。
站在全球碳关税启动的前夜重读旧文,您关于"产业转移与模式转变"的思考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城市化正在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迁"的惊险一跃,这场变革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如您所言"破除深层次制度障碍"的勇气——毕竟,真正的低碳城市不应只是统计报表上的清洁能源占比,而是让每个市民在制度框架下都能成为碳减排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原文】城市化与碳减排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9年第12期
11月22日,以“中国掀起世界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刚刚落幕。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11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2月19日,以碳减排为主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落下帷幕,温家宝表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一时间城市化与碳减排成为全球持续关注的焦点,许多分析与评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面临着碳减排的挑战。
从放开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着手推进城市化,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将从更广的层面上展开,如果后续的政策措施跟进得力,将有望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如果按照城市等级放开城市户口,允许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分类指导,区别对待,鼓励和引导有知识有本领有经济实力的各类人员优先从农村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大城市,直到特大城市的层层升级或在各类城市中的迁移落户。制约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藩篱将彻底被打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我国2007年的城市化率为32.93%(按城镇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而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算得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高达44.9%。两者相差达11.97个百分点,涉及人口总数超过1.5亿人。也就是说为中国的城市化做出突出贡献的这1.5亿人是否因此而受益,我们拭目以待!
截止2008年底,我国共有651个城市,其中282个地级城市,369个县级城市;以及1640个县和19217个镇。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医疗、通讯条件差,不同程度地存在行路难、看病难、通讯难的问题,广播电视事业落后,卫生文化福利状况差。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发展。
笔者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配套措施逐步落实后,城市化的加速对于各方面需求的拉动将非常直接有效。即将出台的相关政策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鼓励城市向农村投资,从而推动二三线城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带动城乡的工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大的发展,而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碳减排将是考验中国政府智慧的一道不小的难题。
欧盟商会关于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研究报告正是中国面临碳减排挑战的一个例证。该报告指出,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和风电设备制造。其中钢铁业一直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战略行业,但也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有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放在了中国,而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非制造业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这应该是中国在制订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鼓励产业转移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或许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对碳减排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