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3-28 13:21:44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导语】2009年,当学界首次叩问“中国城市化谁来买单”时,全国土地出让金规模为1.5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尚在5.7万亿元安全线内。十五年激荡,中国城镇化率已攀升至66.16%,但同期地方债余额突破40万亿元大关,土地财政依赖度仍高达32.7%。当雄安新区以区块链技术实现碳排放权证券化、深圳前海通过市政REITs盘活千亿存量资产,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实验,正在制度创新的刀刃上重构成本分摊逻辑。
一、融资工具箱迭代:穿透数据的制度密码
1. 专项债的杠杆革命
2023年3.8万亿元新增专项债中,轨道交通、地下管廊等长周期资产占比达47%。成都地铁19号线创新“债贷组合”模式,以未来50年客流收益权质押发行债券,社会资本认购占比61%,创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化新纪录。
2. REITs破解沉淀资产魔咒
截至2024年6月,全市场23单基础设施REITs管理资产超1200亿元,上海张江REITs将科研楼宇租金现金流证券化,年化分红率5.7%,较商业地产信托高1.8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背后,是《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20〕40号)的制度破冰。
3. 碳金融重塑资产负债表
广州开发区发行首单“碳中和市政债”,将5G基站节能收益与债券利率动态挂钩,投资者可额外获得碳配额奖励,开创环境权益资本化先河。该模式已被纳入《广东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粤府〔2024〕15号)。
二、结构性隐忧:数据透视的三重撕裂
1. 债务灰犀牛显形
某中部省份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达83.4%,其中45%对应空置率超30%的“僵尸园区”。部分项目年现金流不足利息支出的1/5,揭示传统融资模式的边际失效。
2. 公共服务定价困局
北上广深地铁运营成本回收率不足40%,但深圳14号线TOD开发反哺率达52%,验证香港港铁“轨道+物业”模式的可移植性。西九龙高铁站上盖开发中,政府通过《土地开发权溢价征收条例(2022修订版)》第17条分得63%增值收益,较传统招拍挂增收4.2倍。
3. 数字基建效能陷阱
全国328万个5G基站中,23%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但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开放交通数据特许经营权,年创收1.2亿元,开辟“数据财政”新路径。
三、突围方程式:制度创新的破局点
1. 空间增值捕获(Value Capture)
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上盖项目容积率达15.2,通过三维地籍管理实现产权垂直分割,政府获取发展权溢价4.2倍于土地出让金。该模式正被写入《深港合作区土地管理条例(草案)》,推动前海片区土地开发强度提升至12.6。
2. 市民化成本证券化
重庆发行全国首单“新市民安居债券”,将农民工公积金缴存记录转化为信用资产包,30亿元额度2小时售罄,票面利率低于国债1.2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42号)的实质性落地。
3. 代谢型基建革命
新加坡“新生水”系统通过《公用事业法》第33条将污水处理成本转化为商品销售收入,实现水务板块自负盈亏。北京城市副中心借鉴该模式,预计2030年市政水务补贴可归零。
【致原文作者】在制度钢索上寻找新平衡
当某新一线城市200亿元打造的“数字经济岛”因产业空心化沦为直播基地,雄安新区却通过“数字土地”质押融资,将市民服务中心建设资金回收周期压缩至8年。这场始于财政焦虑的突围战,正在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的碰撞中孕育新范式: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下降23%,但数据要素交易规模突破1200亿元;地方专项债付息压力增加18%,但基础设施REITs累计分红达327亿元。
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终极命题,或许就藏在这组数据背后:当土地财政退潮时,制度创新的潮汐能否托起百万亿级的发展雄心?答案正在每一个突破既有路径的细节中生长。
【原文】谁来为中国城市化买单?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9年第10期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给城市和企业发展带来机会,而且可以给城市居民乃至全社会带来收益和福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城乡户籍二元体制,加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其结果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徘徊不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民营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得到快速发展,据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口将不断向大中城市聚集,在大中城市的周围,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卫星城和小城镇,充满活力的城市群将在中国不断出现。
加速城市化涉及到城市建设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为满足这一需要,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筹集建设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国城市化谁来买单?
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要靠政府驱动,但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操作科学合理,可以提升城市价值,城市自身发展可实现良性循环。如果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过了城市的负担能力,不但不能创造价值,甚至可能“破产”。
据联合国开发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0%—15%。那么,中国城市化的资金需要多少?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会达到什么水准?与此相对应的需要多少钱?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约有1亿的农村人口进城,按人均50万元的进城成本测算,这1亿人城市化的资金需求为50万亿元,可见城市化的成本是很高昂的。
在目前体制转型和资金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融资方式,过去几年提的比较多的是经营城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资金的来源,谁都很清楚应该是多元化的。城市建设资金筹措是首要问题,另外还有合理使用问题。中国的城市政府资产和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资产意义不完全一样,比如在中国,还包括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面临着“吃饭财政”,用到城市建设上的钱非常有限。因此要加快改革,政府应剔除不该管的东西,否则会面临一个个“黑洞”,永远也填不满。有些领域还有人为操纵现象,包括资本市场与建设市场,没有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再就是建了很多没有效益的样板工程。
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要看城市能否为自己买单,一个城市要实现良性循环,提高城市竞争力,就要注意三个环节。一是城市功能定位,这是最关键的。可以学习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定位。二是产业选择。强调产业集群概念,因势利导地推动适合自己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三是要围绕城市功能、产业选择,加强城市软硬环境的培育和建设。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城市不管它怎么筹集资金,不管它在短期内搞得怎样红红火火,从长期看,众多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自己买单。城市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资金问题,关键因素是这个城市最终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