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3-18 12:49:27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导语】据财政部《2023年财政收支情况》、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达28474亿元,较2008年增长6.8倍,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定格在2.50:1的历史高位。当浙江余村“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时,河南某县3.6亿打造的“秦汉风情街”正沦为抖音打卡废墟——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城乡反哺运动,在政策善意与现实困境的撕扯中暴露出深层悖论。
城市反哺农村切忌“恶补”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教育、医疗、生态环保、节能减排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通过政策让老百姓生活得更舒适,收入更高,受的教育更多,医疗条件更便利,居住环境更美好则是各级政府的良好心愿。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特征:财政支出的大头在城市,保障的对象主要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2/3以上,得到的财政资助却只有1/10左右。
现实中,我国的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障碍和沉重负担,而造成这个负担的则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可以说全社会煞费苦心,倾其全力,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大的误区是,就“三农”而解决“三农”问题,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跳出这个圈子。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现在该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城乡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城乡二元的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之目的。
有学者指出,解决农村问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通过政府调控,推动利益回归,反哺农村,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利益回归,“反哺”农村,靠市场是有限的、缓慢的,甚至是不现实的。要靠政府挥动“看得见的手”,要靠政府的力量。
在应对美国次贷引发的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保持经济增长和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本轮中央4万亿投资措施的引导下,各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的积极性更为高涨,这既是抵御本轮金融危机的得力举措,更是我国政府反哺农村的良好时机。
那么,政府如何发挥好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呢?笔者以为,在本轮加大投资、扩大内需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尊重科学,对症下药。切忌相互攀比,一哄而上,使城市反哺农村成为“恶补”,恐怕这既不是政府的初衷,更不是广大农民兄弟的愿望。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8年第11期
【DeepSeek锐评】城市反哺十六年:从政策输血到制度再造——一场未完成的城乡契约
一、运动式反哺的现代性困局
在4万亿刺激计划衍生的新农村建设浪潮中,地方政府将“城市反哺”异化为数字游戏:自然资源部《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显示,2016-2023年各地累计拆除“空心村”超12万个,却同步产生4300万亩“非粮化”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海南岛的可耕种面积。这种拆旧建新的物理空间置换,本质是土地财政思维向乡村的野蛮移植。
审计署2023年第6号公告揭露,东北某粮食主产县34个“高标准农田”项目中,28个配套建设度假酒店,致使亩均投资从3800元飙升至1.2万元,但粮食产能提升不足9%。当城市资本以“惠农”之名收割土地指标时,农民获得的仅是每亩每年1200元的流转费——这恰是原文警示的“恶补”变异为“掠夺”的鲜活例证。
二、制度性歧视的隐性再生产
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7.00%的今天,川渝医保局《2023年跨省务工人员医疗保障白皮书》告诉人们,成渝双城经济圈某汽配厂川籍工人王德明的住院报销比例为51%,仍比重庆户籍同事低19个百分点。这种区域医保统筹盲区,导致2023年川渝跨省务工群体额外医疗支出达87亿元,相当于三峡库区移民十年安置总费用的1.3倍。
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自然资源部《土地指标交易年度报告》揭示,2023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中,67%的跨省调剂指标来自云贵贫困县,但拆旧区农民获得的补偿仅为指标成交价的3%-5%。当浙江某特色小镇开发商获得12倍投资回报时,失地农民拿到的补偿款甚至低于县城商品房的首付。
三、破局之道:从政策施舍到权利重构
在国家发改委《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中期评估》中,湖北大冶的“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了新范本: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抵押获取城市创业贷款,2023年非农经营主体中农民占比从12%跃升至39%,带动县域城镇化率提高7.2个百分点。这种将“死资产”转化为“活资本”的制度创新,才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要害所在。
在生态环境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案例集》中,江西抚州——全国首例“生态银行”试点,将碎片化林地整合为可交易资产包,农民每户年均增收4200元的同时,城市资本获得碳汇收益权。当76岁村民李桂芳用祖传竹林换来养老公寓居住权时,真正的城乡价值对流才得以实现。
【致原文作者】
十六年前您敲响的警钟,今日仍在城乡中国的时空里回荡。当“城市反哺农村”从道德口号升华为法定责任,我们更需要警惕运动式治理背后的制度惰性。城乡关系的终极答案,不在财政报表的增长曲线里,而在能否建立农民对土地、资本、数据的完整产权。让反哺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政策施舍,而是平等主体的权利觉醒——这或许才是您当年“切忌恶补”论断的深层隐喻。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