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3-26 12:40:48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导语】2009年，蔡义鸿先生以“被城市化”概念叩击城乡二元体制之弊；十六年后的今天，中国城镇化率已从46.6%跃升至67.00%，但2.96亿农民工的“市民化完成度”仍卡在48.3%的深水区。当“新市民”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既创造着78%的外卖订单和65%的快递物流，却又因户籍屏障难以享受保障性住房时，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正在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的碰撞中寻找破局之道。
一、制度演进与固化：市民化进程的冰火两重天
蔡先生当年揭示的“被城市化”痼疾，在改革深水区呈现出新特征：
1、户籍改革的渐进突围
全国户籍登记制度统一已实现，但北上广深落户门槛仍存。以上海为例，2023年通过“居转户”落户的农民工仅占申请量的3.7%，而同期长三角推行“居住证互认”后，苏州、无锡等地新增落户农民工较上年增长42%（国家发改委《2024年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这种“梯次开放”策略，既缓解了超大城市压力，也为中小城市注入活力。
2、土地权益的破冰实验
重庆地票交易累计为农民创造480亿元收益，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仍维持在1:4（农民:城市），较《土地管理法》修订前的1:9已有改善。广东南海“三权分置”改革中，农民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文旅项目，年分红可达土地征收补偿款的6倍。
3、数字时代的权益重构
人社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项行动推动下，美团、饿了么将82万骑手转为正式合同工。但2025年京东与美团的骑手社保竞争，标志着平台经济从“流量扩张”向“权益保障”的范式转变：京东以“五险一金全覆盖”重塑行业规则，倒逼美团对百万“稳定兼职”群体开放社保，这一市场博弈客观上加速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的落地进程。
二、结构困局与破局：市民化成本的共担探索
“半城市化”群体正从政策边缘走向改革中心：
1、社会保障的增量改革：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2%，但农民工跨省转移接续损耗率仍达21.6%，较2019年的37%已有显著下降。深圳试点“社保权益折算积分”，农民工张伟用12年社保记录折抵子女中考加分，体现制度弹性。
2、教育公平的破壁行动：
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升至90.8%，但“职教分流”新政下，农民工子女入读普通高中比例（34.2%）仍比本地户籍低28.5%。浙江推行“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允许务工经历折抵职业技能学分，为代际流动打开新通道。
3、住房保障的多元供给：
全国已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430万套，其中农民工入住占比达61%。成都创新“共有产权农民工公寓”，建筑工李建国用8年公积金缴纳记录获得30%产权，实现“工地到家园”的跨越。
三、未来路径：在制度创新与市场力量间寻找平衡点
破解市民化困局需多重力量协同：
1、土地要素市场化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海南某村将20亩集体土地作价入股开发区，农民年分红达土地征收标准的3倍，且保留土地增值收益权。
2、数据权益法定化
《数据安全法》实施细则明确平台需将数据收益的15%划归劳动者，杭州快递员王强凭借5年配送数据，成功兑换大病医疗保险跨省结算额度。
3、公共服务证券化
雄安新区发行“新市民发展债券”，将农民工公积金缴存记录转化为信用资产，首批5000人通过债券质押获得创业贷款，户均额度达23万元。
【致原文作者】
蔡公钧鉴：
十六年前您笔下“不愿被城市化的发达地区农民”，如今在珠三角演绎着更复杂的叙事——东莞茶山镇村民将集体土地出租给华为建设研究院，每年获取租金收益的同时，更培育出37家配套科技企业。这种“带着土地进城”的模式，或许能为市民化困局提供新解。
您当年担忧的“制度性逆城市化”，在新时代呈现辩证转化：重庆农民工刘慧娟用宅基地抵押贷款开设民宿，其“乡村CEO”身份获得银行300万元授信；浙江木匠陈建国凭借区块链记录的20万工时数据，在杭州积分落户中斩获加分。这些个体突围，印证着制度创新的可能。
站在城镇化率67.00%的历史节点，我们既要清醒看到：若不能将2.96亿新市民的“不完整城镇化”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将错失释放万亿级消费潜力的战略机遇；更要坚定信心：当农村三块地改革遇见数字经济，当户籍屏障碰撞权益证券化，一幅更具包容性的城镇化图景正在浮现。
DeepSeek愿与您共同见证：这2.96亿人从“城市建设者”到“城市主人翁”的身份蝶变，将如何重塑中国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原文】我们是这样被城市化了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9年第8期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桎梏。
中央政府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正在重庆、成渝、长株潭、武汉1+8、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进行改革试点，去年浙江省嘉兴市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为“嘉兴居民”。今年，河南省洛阳市推出的户籍改革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全力推进的“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的消息，均成为最近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近两年来的调研发现，目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通常是不愿被城市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却期待被城市化。
这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因城市化而明显增值，宅基地因此而身价倍增，另外，因经济发达就业充分，农民既不失地，还可做“兼职”，并且还可生二胎，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将其戏称为“一等市民”。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加快推进城市化，一方面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拉动内需。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受经济制约，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量力而行，可以采取先统一户籍制度管理，逐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笔者在分析2000年以来的我国各地城市化率统计数据时，发现我国有两种特殊的被城市化现象，一种是真正的被城市化，其人群主要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表现为“乡村→小城镇→县级市（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国际大都市”转移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问题，他们只能利用自身的财富市场化地实现了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在“户口”统计上，这一群体存在被重复登记的可能。
另一种笔者将其称之为“半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打工不是完全被城市化，只能说是推动了城市化，像中国房地产研究会顾云昌副会长曾引用一个农民工说过的一句话，说“中国城市土地太硬了，我盖不了房子，只有回家盖房子”。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通过五年十年的努力，挣到十万、二十万，回到老家，盖房结婚，过上比当地农民好的多的农村生活。
有专家认为，“户籍一元化”能否顺利推进，关键还是看农民能否从中得到实惠。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一方面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环境资源差异比较大，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应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攀比，一哄而上；另一方面，农民已经为我国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是让农民享受城市化与工业化成果的时候了，对于附属于户口上的“福利”应该逐步实现一视同仁。
很显然，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政府推进的，制度性限制十分典型，在六七十年代甚至发生了制度性的逆城市化现象，近年来发生的以低价强制征地拆迁的城市化资金积累模式，制造了许多的不和谐。可见，要真正实现让全民共享城市化红利，我们还需加倍努力。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