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数字背后的双重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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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设置的时间黑洞‌

教育部虽在2020年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专业，但《新工科建设成效评估报告2023》指出：31.5%的新设专业因师资设备不达标沦为“纸上专业”。更讽刺的是，某“双一流”高校机器人工程专业，竟由机械学院教师集体转型授课，教授们坦言“现学现卖”。

‌1. 制造业的“高薪孤岛”‌

河南省2023年乡村振兴专项招聘中，985院校毕业生报名占比仅7.3%（省人社厅数据）。这种“宁送外卖不下乡”的集体选择，折射出‌“身份经济学”的刚性约束‌：一线城市送外卖月均收入6000元，且享有“都市白领”身份想象；而基层岗位即便提供编制，也难以抵消“社会地位降级”的心理成本。

‌1. 就业补贴的逆向激励‌

尽管教育部力推“现代产业学院”，但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高校共建的实训基地，因校方要求“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每年仅开放45天。企业总工程师苦笑：“这就像让游泳队在浴缸里训练奥运会。”

‌1. 建立“产业-教育”旋转门‌

将基层服务经历与城市落户、职称评定刚性挂钩。浙江省2023年规定，‌乡村振兴服务满3年可获大城市落户加分‌，某县农业局当年985院校报名率提升18个百分点。

华为“天才少年”计划已证明能力定价的可能性。需建立‌国家级技能认证平台‌，允许工程师资格、数字技能等“能力货币”跨行业流通，打破唯学历论的封闭体系。

蔡义鸿先生十五年前警示的“就业难悖论”，在数字经济时代展现出更复杂的形态。当“慢就业”成为青年常态，当产教脱节演化为制度性梗阻，我们更需要您当年的锐气，刺破“教育产业化”的精致伪装。历史终将证明，解决人才困局的关键，不在于培养更多大学生，而在于‌重建知识生产与价值分配的制度正义‌。

中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在这一进程中，各行各业需要大批的人才，但近年来摆在我们大学生面前的却是就业难这一残酷现实，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悖论。

看看这几个月发生的毕业生求职悲喜剧。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2009年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最艰难的时期。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于经济危机。今年3月，上海对外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地逾半数外企今年不招收应届生，其他有招聘计划的企业岗位数量也极有限。如果将就业问题归之于金融危机，那为何去年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就业？

也有人将就业难怪罪于高校扩招。据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增大到611万人。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抱怨自己的大学生太多？

更有网友呼吁：恢复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市场化。这种双向的自由选择的就业模式，毕竟是一种进步。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

笔者深表认同，我国的大学生质量问题，主要跟我国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模式有关，我们的大学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现象——我们的天之骄子中，有许多连小麦苗与韭菜苗都区分不了，有许多不知道什么是五谷杂粮，有许多不会修理桌椅、换个灯泡灯管等日常生活小事，有的甚至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有问题。

当然，还有就是跟大学生好高骛远的就业心态有关，公务员、大企业、大城市固然值得向往，但中国众多的中小城市、乡镇企业和农村基层，同样是大学生骄子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广大农村正亟需大量优秀人才，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娇生惯养、五谷不分、高分低能的大学生，我们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于创业、德才兼备、放眼未来，敢于将自己融入到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中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