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00%，但2.8亿农民工仍深陷“数字化半城市化”陷阱。当深圳大学《算法用工与健康权益研究2023》揭示，深圳某电子厂通过AI排班系统，将非深户工人李长河的夜班率设定为户籍同事的2.3倍。可以说，这种算法歧视使其慢性病发病率高出38%——户籍制度在数字经济时代已进化为更隐蔽的压迫工具。

一、技术治理的异化陷阱

杭州某外卖平台依据户籍大数据，将非浙籍骑手的超时扣款标准提高1.5倍，系统对投诉率高于2%的骑手自动降权。江西骑手刘志强2023年被扣款额占收入的31%，而平台却将责任推诿为“算法自主学习结果”。

二、沉默资本的制度性收割

国家医保局《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令人震惊，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战略下，非深户工人每月缴纳的医保费用中，有31%进入属地化统筹账户无法转移。2023年全国农民工医保基金沉淀规模达5260亿元，但跨省结算率仅为38%——据测算这笔巨额“沉默资本”足以建造1200座三甲医院。

三、破壁者的微光

浙江大学CARD《农村产权数字化改革研究》的成果显示，浙江德清“数字农房”系统将全县11.2万幢农房三维建模，农民可在线质押、租赁、入股，使闲置农房盘活率从17%提升至63%，户均年增收2.8万元。当安徽民工王建军用老家宅基地20年使用权置换杭州公寓10年居住权时，区块链技术终于展现出其该有的温度。

【致原文作者】

十六年前您划亮的火柴，至今仍在照亮城乡中国的幽深隧道。当“拆掉户籍藩篱”从改革宣言退化为技术治理的话术，我们更需要警惕数字化时代的制度创新沦为精致的压迫工具。城乡关系的终极破局，不在城镇化率的数字游戏里，而在能否让每个李长河、每个老张都成为有完整权利的“人”。您当年痛陈的“二元结构坚冰”，如今正在制度惰性与技术异化的双重作用下，冻结成更难融化的数据冰山——而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的叩问。

城乡二元结构坚冰待破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9年第1期

据统计，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33∶1，绝对差距是9646元，为历史之最。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国家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高，2000年以来基本上在7%—8%之间左右徘徊。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平均每千人口拥有不到一张病床、只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农村教育水平堪忧，有调查表明，被调查地区的农村初中升学率是30%到40%不等，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初中升学率甚至不足30%。

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落后超过10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食品安全红灯频闪。前几年发生的大头婴儿奶粉事件和最近发生的以三鹿为代表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主要受害者就是农村娃娃。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我国二元结构体制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无法通过一朝一夕来消除。有学者担心，这种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仍在持续。

那么，打破二元结构坚冰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城乡之间的差距呢？

消除农业人口进城的户籍障碍，有利于农业人口的转移。把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于把农村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转移一部分到城市，让城市负担起来。

消除户籍二元分制，以工作居住地登记，将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准确的统计信息，更加客观地反映各种真实数据，为公共资源与利益的合理分配、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深圳市的GDP是由800万人创造的？还是1200万人创造的？还是将近1600万人创造的？它为当地及国家创造的财富，应该被多少人共享？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于农村社会之外的城市，没有稳定的农村，就没有稳定的城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不在此时做出这样的“牺牲”，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中国有30多个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特大城市，2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370多个县级市，以及约2万个中小城镇，大多都有承接、消化农业人口的潜力。减少农村人口，就相当于增加了涉农的投入，可以集中起更多的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土地资源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同时，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业人口腾出更大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不是简单取消农业户口的问题，它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涉及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事关重大，意义深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坚冰，拆掉户籍藩篱，让全国公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社会公共服务，是未来建立起点公正的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