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09年，当"农民工"称谓的争议首次登上学术期刊时，中国农民工总量为1.71亿，其中仅0.8%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十五年过去，这个群体已增长至2.96亿，但"新市民"的官方定名仍未完全消解制度性区隔：截至2023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8.3%，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16%的"数字鸿沟"间，仍横亘着2.52亿未落户的流动人口。从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的"日结工"，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写作者，称谓迭代背后，是一场涉及户籍、社保、教育等23项制度重构的深层变革。

一位18岁进京打工，在餐厅刷过碗，蹬三轮送过水，在面包厂、印刷厂、广告公司任过职，见证了北京快速城市化过程，名叫王德志的内蒙古青年是这样感叹的：“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王德志特别强调他始终不太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他说：“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他还希望，社会给予打工者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

回想历史，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在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剧。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管制有所松动，“百万民工下广东”和每年“春运”的壮观景象全球罕见！总数超1亿4千万的“农民工”进城规模世界绝无仅有！尽管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但城乡差别仍未打破，更出现了许多“孙志刚”式的悲剧。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我们最终不能让其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游离于城市化之外，应该创造条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并要考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有悖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我们的制度应当给农民工一个希望，比如干个5年10年可以成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诚然，解决三农问题不止是城市化一条路，也并非仅给予进城农民一个城镇户口就可以解决，更并非将“农民工”这个称谓改为“新工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争论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要不要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扫除户籍限制的障碍、如何积极面对和解决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十一五”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只是整个过程迈出的第一步，城市化是迈出的另一步，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和城市化建设同步进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甚至是更多的综合配套措施，如实施土地制度的变革，统筹城乡建设，既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政府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加速农村的建设步伐，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建立起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基本一视同仁的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