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十二年前，蔡义鸿先生写下《中国的城镇化不容胡来》时，深圳南山科技园尚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奠基；十二年后，这里的骑手用电子居住证扫描胶囊公寓的二维码，却收到系统冰冷的提示：“社保积分不足，请延长参保年限以激活居住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00%，但户籍城镇化率仍滞后约18个百分点。2.6亿流动人口的生存图景被切割成两半——他们用平台接单数据兑换社保权益，用宅基地流转收益支付城市房租，用志愿服务时长置换入学积分。当“人的城镇化”让位于“算法的城镇化”，我们终于发现：技术迭代的速度，永远追不上制度惯性的黏度。

蔡义鸿先生：

从十八大报告，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刚刚闭幕的两会，中央决策层已经很科学、系统地阐述了城镇化作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家战略。

城镇化（城市化）成为国家战略既是笔者所期盼的，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所必须的，因此，城镇化自然也就成为十八大之后媒体和两会热议的话题，各行业、各领域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各抒己见，尽管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与观点，但也不乏雷人的观点与胡来的做派，笔者闻之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一是无聊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之争。有的还为此专门召开研讨会，实在是无聊至极，从语源学说，无论城市化、城镇化或都市化，都不是本土产品，都是 urbanization 一词的中译。正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宋俊岭直言：“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首次激烈争论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二十五年过去了，同样的话题，同样的水平，还在争……怎么得了？怎么得了！”笔者以为，大家把精力花在这无聊的争议和所谓的学术研讨上，不如多花点时间去为农民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们做点实事。

二是以人为本务虚的多务实的少。虽然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处于“半城市化”的2.6亿农民工兄弟们所面对的孩子上学难、看病难、春运买票难、工资被拖欠等问题却长期存在。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直言：“我并未看到有什么更有效的解决方式，遗留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个隐患。”这或许正是我们诸多市（县）长们热衷修建大广场和宽马路的必然结果吧，“以人为本”只是这些人挂在嘴上说说而已。

三是土地财政成土地制度改革阻力。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根据地开展以“依靠贫下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路线的第一次土地革命；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第二次土地革命；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为第三次土地革命。如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需要土地，有的政府以地生财、巧取豪夺就成为了常见的模式。只不过，近来随着房价的飙升，土地的争夺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令人忧心。

四是先污染后治理还有市场。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陈光荣说得好：“下河游泳的不仅是环保局长,还有咱们的市(县)长,不仅是市(县)长,还有‘一把手’之称的市(县)委书记。如果这些官员都能下河游泳了、都敢下河游泳了，相信当地的环境治理一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仅仅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过热的真实写照，他们共同忽略的事实是，生态环境并不总是可以恢复的，很多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逆的！

五是城镇化率增长大放卫星。之前，笔者要找些关于各地城镇化率的新闻少之又少，在十八大之后，各地不仅争先恐后地发布城镇化率的新闻，有的还毫无依据地大放卫星曰：“××省、市、县在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 ××城镇化率增速全国第一”、“ ××今年力争城镇化率提高×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