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这场始于2012年“半城市化”困局（蔡义鸿，《城市化》杂志2012年第4期）的历史债务清算，正以“制度创新”之名滑向风险重构的深水区。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到人力资本证券化的金融突围，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公共服务供给与系统性风险管控的钢丝上艰难平衡。这场改革既要偿还四十余年的城乡二元制“欠账”，又需规避资本市场的估值泡沫，其复杂程度远超单纯的经济命题。

《乡村振兴促进法》将“权益保障”写进法条（第24条），却在基层实践中被异化为村委会盖章大赛；政府工作报告承诺“市民化机制改革”，却默许地方政府将农民工社保缺口包装成金融衍生品。这场所谓的“欠账清算”，实则是将城乡二元制的历史债务折叠进资本市场的暗箱。

【原文】中国城市化“欠账”知多少

如果我们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的城镇人口比重（49.68%）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话，或者依此预测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首次超过50%，这对于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或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大喜讯”。

但如果我们透过“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耀眼的光环，不难发现在这49.68%的“城镇人口”中，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1亿人，而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多达1.6亿人，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存在，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现实，有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从根本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去严肃面对，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据统计， 1978年我国的GDP为3645亿元，2010年达到了397983亿元，增长达109.2倍；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达到9000亿美元；高速公路约6.5万公里，世界第二；互联网上网者超4亿，世界第一……1978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2010年达到了19109元，增长达55.6倍。

然而，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919元（1978年的数据缺失），以2010年我国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为19109元:5919元，相差达3.23倍。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比2010年的收入比3.23:1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超过2.0，大多数国家低于1.5。

资料显示，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 ，我国的教育投入一直比较低，在2002年仅为2.3%，比南非的4.6%和印度的3.5%还要低。直到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才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这是我国自1993年以来有望首次实现这一承诺。

有报道称，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标准为5%，世界经合组织为8.4%。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实际约60%），但医疗服务支出却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

可见，我国的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巨大，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支出等历史欠账十分严重。于是乎衍生出“386199部队”、“城中村”、“小产权房”、“拆迁暴发户”等怪现象。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欠账”问题，抓住历史机遇，深化改革，真正启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的机制，直面已经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统筹发展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真正地转化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笔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