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方面，城管有点像中国足球。

    比如，城管似乎不能有正面新闻，一有正面新闻，就会被人讥为“作秀”。国足今年年初曾经搞了一个公益活动，队员们佩戴红领巾走进校园和学生们互动。本来挺好的一件事，但却被一些媒体和网民“吐槽”个没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和国足的命运相似，武汉城管乔装小贩，体验生活，进行换位思考，据说是柔性执法系列的延续，但照样没能逃脱舆论“作秀”的评判，弄得当事人“压力山大”，甚至发布会当场飙泪，然而，就算如此，同情者依然寥寥。

    和国足一样，城管在当下的生存环境非常尴尬：人们总是习惯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这项职业，就连城管自身也未能免俗——据说某些城管对外都不敢说自己的真实职业，正如国足队员羞于让人知道自己是吃足球饭的。在中国，骂中国足球是讨巧的，是一种娱乐消遣，也是一种语言和文字的“艺术”。相反，说中国足球好话是有风险的。城管的职业声望，现在应该还没有那么差，但同样有此种发展趋势。

    城管的职业声望、社会形象日渐沦落，当然要归于层出不穷的城管暴力执法，但似乎和公众、媒体的认知也无不关系。某种程度上，城管在今日社会已被符号化、妖魔化，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和某种社会情绪的出气筒。在当下语境中，所有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都容易被放大，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媒体的“最爱”，相反，所有关于改善这个行业形象的举措都显得孱弱无力，难逃“作秀”、“策划”的嫌疑。

    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善城管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还需城管方面做出各种努力，更需公众和媒体的配合。事实上，在城管和摊贩的矛盾和冲突中，摊贩并不天然地就是受害者，城管暴力执法固然不在少数，但城管被打伤甚至致死的恶性事件也并非没有。面对冲突，市民可以监督，媒体可以客观报道，但不宜推波助澜、激化矛盾。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叶志卫有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城管和摊贩都是人民，无非是角色不一样，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我还要加一句，媒体和看客也都是人民，我们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而唯恐天下不乱。

    城管问题，由来已久，既和政府观念有关(一个城市是否应该允许自由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和城管部门执法权力过大、执法范围过宽有关，既和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关，还和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有关，也和稍显浮躁的社会情绪有关。往深里说，城管困境的根源，在于现阶段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就业压力。如果无视这些问题，而只把板子打在城管一个部门上，显然有失公允。

    而作为个体的城管队员，更无法背负起整个行业的毁誉。在无数城管和摊贩的冲突中，摊贩先天处于弱势，当然更易博得公众和舆论的同情，一些摊贩身上的道德优越感和戾气或由此生。但从人性的角度考量，城管和摊贩其实并无二致，城管或许有执法的正义感，但摊贩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城管不是魔鬼，摊贩也远非天使。他们身上都有人性的优点，亦不会缺少人性的幽暗。也正因如此，城管部门格外需要一个合乎人性，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性执法程序，而不是听任双方按照“丛林法则”来解决冲突。那只会放大人性的幽暗，让悲剧重复地上演。

    如果所谓柔性执法，就是为了探索一种合乎人性，让双方都可接受的执法程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城管部门试试呢？城管群体固然形象不佳，但绝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吐上一口的“痰盂”。一些地方城管部门改善自身形象的做法或许过于高调急切，但也请理解他们，因为所有努力想把工作做好的人都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