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人所共知，而中国的城市化为何也令世界如此瞩目？有数据显示，西方所有发达国家总的劳动力不到4亿，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超过4亿，并且还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增加。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阶段里，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80%以上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就是说总量超过西方劳动力总和的劳动力大军，要从低生产力水平转向高生产力水平，这对人类社会进程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进步。正因如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迅猛，城市化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左右。按照美国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化理论，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30%时，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我国无疑已经进入这一阶段。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7.43%，提高到2007年的32.93%。这个数据是按城镇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算得的。而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算得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高达44.9%。这超过10%的差异说明，中国有超过一亿人虽身在城市，但由于户籍的限制，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游离在城市之外。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亟待城市化，而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城市人口也亟待名正言顺，这预示着，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伴随着最高决策者把“城市化战略”纳入规划，中国势必掀起新一轮城市化浪潮。

改变世界格局的城市化进程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8年发表的《世界城市化展望》统计，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人类从此进入城市时代。2008年世界银行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报告中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到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达46.6%，城市人口达36.23亿，2020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上升到55%，城市人口44.88亿。而在所有新增的城市人口中，94%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全球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欧洲的城市化。它发端于英国，自1750开始，历时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第二次是美国的城市化。由于世界工业中心的转移和欧洲移民的进入，美国城市化速度比英国高出1倍，仅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基本进程；第三次是中国、拉美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回首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形成城市群。到19世纪晚期，英国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一大批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形成了规模大、产业结构新的城市群和城市带。虽然英国较早完成了城市化，但采取的方式却近乎残酷，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为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采取了圈地运动。由于在推进城市的过程中忽略了环境保护，1952年伦敦出现了震惊全球的烟雾污染事件，导致近两万人丧命。

第二次城市化浪潮发生在新兴国家美国。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使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就完成了城市化，并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英国的城市化一样，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美国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黑人聚居区的出现。甚至在今天，城市黑人问题仍是困扰美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再如，由于过度掠夺性垦牧造成新垦地大面积沙化，导致1934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黑色风暴”。

第三次城市化浪潮发生在中国以及拉美地区，尤其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英美等发达国家短很多。1900年，中国的“城里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从20%左右提高到45.7%，城镇人口达到6亿。反观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已经导致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大批贫民窟出现，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秩序恶化。而正在加速城市化的中国，无疑成为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中的旗手。中国的城市化走了多远、还能走多远以及怎样走，成为牵动整个世界脉搏的大问题。

中国引领第三次城市化浪潮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异常迅速。有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千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4座。

还有两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从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到1999年将近20年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4.9%；而从1999年到2008年这9年里，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就增加了11.2%，这还不包括本人是农村户口但长期居住在城市的那部分人，可见我国城市化进展之迅猛。此外，城市人口密度也在逐年攀升。19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279人，1995年为322人，2000年上升到422人，2001年继续上升到588人，2002年攀升为754人，2005年已突破千人大关。

同时，伴随城市发展，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人口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流动；城市规模以及基础建设不断完善和扩大等等。城市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成为决定政治稳定、民生进步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报告显示，城市化和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在过去的20年间，城市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未来的20年，这一情况将更为显著。根据目前的趋势作出的预测，中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现在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

私营部门的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增长都集中在中国的城市。过去的10年间，中国总体GDP增长的50%来自于城市固定资产的投资，到2007年，固定资产年均支出高达6.4万亿元。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总体城市投资额将超过24万亿元，占固定投资总额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79%上升到93%。此外，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这带动着消费的迅猛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城市消费市场崛起，成为一台独立的增长引擎，占总体GDP增长的26%。城市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25%（3.9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33%（21.7万亿元）。

虽然城市数量大大增加，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我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因此，未来20年里，大力推进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有效解除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城市化浪潮中，全世界都将瞩目中国。

中国城市化的空间还有多大？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一级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将是持续推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而二、三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也会快速壮大。受益于农民工转型的跨业发展，许多家庭工厂或私营企业将陆续兴起，带动大大小小的乡镇进入城市化。这股城市化浪潮将是未来二十年影响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中国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增加到9.26亿。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过去的15年间，中国出现了2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的20年内，还将出现6座这样的城市，其中有2座城市的人口将超过2，000万。据估计，中国较高收入阶层中的41%将在这些超大城市中居住，而在2005年，该比例仅为11%。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未来20年的GDP增量将超过日本目前GDP的总量，并占该时期全球GDP增长的20%。

交通运输方面，到2025年，中国将有多达170座城市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要求，是目前欧洲该类城市数量的两倍以上，这可能会带来有史以来最为轰轰烈烈的轨道交通建设热潮。除此之外，中国还将铺设50亿平方米的公路和2.8万公里长的地铁。中国的城市建筑风貌也将经历重大的变化，从而为雄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商打开投资的大门。根据预测，在未来20年内，中国将建造400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建筑物，相当于2万到5万幢摩天大楼——这样的规模堪比10个纽约市的大楼数量。

到2025年，中国城市将成为重要的全球市场，其消费总量和可支配收入将分别达到德国同期水平的将近两倍和两倍以上，中国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还将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创造4.5亿到5亿个工作岗位，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2.9亿。流动人口将受益于就业需求的增长，无论在何种城市化情境下，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将超过40%。由于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很高，且当地正式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很快，到2025年，人口流动将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中，比例高达50%左右。

四万亿投资与新的城市化机遇

针对近来由金融风暴引起的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实施了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曾表示，这可能催生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国务院出台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方政府也先后亮出各自的计划。李强教授根据公布投资计划的省市进行粗略计算，认为投资项目拉动的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他认为，这将极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发展。

今年6月，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也认为，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及产业振兴计划，中国将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蓝皮书显示，中央政府投入的４万亿元政策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投向了城市化建设领域，其投资规模与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伴随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可以预见，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已经开启。

蓝皮书介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2008年，国务院又先后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今年，国家发改委抓紧制定成渝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报批和实施《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充分发挥了城市密集区在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李强教授认为，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一样，比如日本，它已经全部城市化了，而我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此次投资拉动的新一轮增长，就像钟摆效应一样，摆幅会带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现有4个直辖市，283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还有未被认可为城市的县城1635个，这样的县城在国际上往往被归类为城市，此外还有19249个镇、15130个乡，这些都是潜在的城市。

选择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的演变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从重点建设、稳步前进阶段，到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阶段，再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阶段，目前是“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阶段。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获得不少成就，但总体而言，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城市化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结构不相适应，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存在着地区差异，导致全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区性差异。近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与中部、西部形成明显的阶梯形状，东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沿海快于内陆。

此外，我国的城市化还与现代化严重脱节，城市比较注重硬件设施建设，却轻视城市软件建设和城市管理，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比较重视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不太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大多数市民缺少市民意识，城市建设还缺乏总体规划，忽视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以致出现城市“热岛”效应和“雨岛”现象。

城市发展中的“摊大饼”现象同样严重，造成土地利用率比较低，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无偿占有农民的土地。学者陆学艺教授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

李强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速度，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环境的恶化、城市扩张造成的某些社会不公，和一些具体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等。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这种社会体制应对危机的能力比其他体制更强，但如果不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做，就可能走决策失误的弯路。

可喜的是，决策者们已经在积极探索一条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

专家强调，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该是相对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走大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加快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增强城市聚集力，带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适当发展特大城市，加快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重点培育中心城镇，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适度发展大城市，通过有计划的旧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规划来实现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