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媒体支持：《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中新社、光明日报、新浪网

地　　点：北京美泉宫饭店三楼会议室

时　　间：2017年5月17日

　　主要嘉宾〉〉〉

　　胡 杰 杨建平 王海平 侯晋中 张寰宇 李伟南 吕 伟

　　5月17日，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的撤县（镇）改市系列之二暨第27期城市化茶话在北京美泉宫饭店举行。本期茶话以“小城市如何大作为”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办公室主任、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委委员、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杰主讲，并邀请杨建平、张寰宇、王海平、侯晋中、李伟南、吕伟等我国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环保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展开观点对话与交流。

　　本期茶话活动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蔡义鸿主持，包括中新社、《光明日报》、《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主题演讲〉〉〉

　　强力植入产业园区，加速集聚城市经济发展——以河北邢台、邯郸两市为例谈“小城市如何大作为”

　　胡杰：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办公室主任、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来，我主要从事临空经济的实践与研究。近几年我也十分关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并多次赴各地考察和学习。我对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认知和理解多是来源于二十多年来对顺义发展临空经济的探索经历。

　　临空经济区实际上就是在机场附近规划各类专业园区，数量多了，就会形成集群效应，成为城市的必备功能区。顺义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顺义区将机场周边六个乡镇规划为多个不同功能的产业园区，经过不断的整合和协同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当今北京的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和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承载区。目前，全国已有67个大城市提出围绕机场发展临空经济，顺义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希望能在全国其他临空经济区和航空城中得到借鉴和推广。顺义的发展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很强的适用性。

　　就“小城市如何大作为”这个主题，我主要从京津冀南部邢台、邯郸两地市协同发展的角度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河北南部的邢台、邯郸两市目前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各级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如何搭上京津冀协同发展快车的迷茫。其面临的主要现实：京津冀战略合作的重点工程项目，特别是很多优质项目向南发展很难越过石家庄抵达这些地区；其原有工业基础项目受到政府政策调控与市场挤压双重压力；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和就业压力都很大。

　　这两个城市要破解目前发展的困境，非常需要将原有的城市经济比较优势不断挖掘、整合，再创新的发展优势。重点讲，两地市协同发展须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进行战略性东移，即通过将大广高速沿线的三个邻近的县级小城市整合打造成一个新的大中型城市。新城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和原有的中心城区相类似，即两地市都要创新发展城市经济，实现“双中心”发展战略，促进“一市双城”发展格局的形成。

　　以邢台为例。邢台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是太行山区，东部是平原，市域经济和人口多集中在东部。但城市经济重心长期以来一直在西部。未来河北南部地区发展应更多的依靠东部的大广线。大广线未来战略意义不亚于西部的京广线，目前其优势和潜力远远没有发挥。所以，邢台依托大广线附近的三个县级（威县、广宗县和平乡县）小城市共同打造一个产业新城，纠正该市城市经济“西重东轻”的发展偏差，既有现实可行性，更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目前这三个县级小城市虽同属一个地级市管辖，但相互之间缺乏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省市两级政府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其协同发展。对此首先考虑的就是在三个县级小城市的中心区域——河古庙镇设立新的产业园区。该产业园区为共享型产业园，三个县级单位从经济上联成一体。新的开发区可实行“省级市管”的管理体制，并成为市级政府抓招商工作的一个重点地区。新的开发区将成为新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发区要突出自己的产业特色，并与原有县属产业相衔接。开发区的规模可以控制在20-30km2。根据一般经验，开发区的产能规模应达到1000亿人民币以上，基本相当于目前三个县城的工业产能总和。开发区的建设，不仅能显著增加地区财政税收，还将积极促进本地区劳动就业，吸引人口向三个小城市集聚，并刺激原有的县城发展壮大。

　　开发区利用其体制政策优势招商并不困难。首先，邢台和邯郸两市都有很多因环保原因需要从市区搬迁的传统产业。这类企业可以率先迁入开发区，政府以级差地租的方式加以补偿和鼓励。企业在搬迁的过程中，绝非机械地原样迁入，必须对其生产技术升级和改造。其次，开发区要面向京津冀乃至全国进行广泛招商。“省级市管”开发区设立后，政策层次提高，招商的可信度与公信力也会随之大幅度提升，同时也避免了三个县级单位之间的不良竞争。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个县级城市和开发区会形成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的基本框架，并逐渐起到一个大城市的聚合引领作用，进而与原主城区形成“一市两城”的格局。

　　至于邯郸，发展思路与邢台大同小异：具体是在魏县、大名县和广平县的物理中心、靠近大广高速的地区设立新的开发区，面向老城区企业搬迁和京津冀地区广泛招商。

　　邢台和邯郸在突破性的实施“双城、双中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还要实现二次合作，实现共同崛起。建议在鸡泽县和曲周县之间的平原地区共建一个干线机场。目前在邯郸西南部有一个军民合用机场，因该机场主要服务于邯郸市区，服务面过窄，年客流量不及首都机场一天客流量，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本无从体现。

　　站在邢台、邯郸两市共同崛起的战略角度，特别需要在两市四城之间规划一个干线机场。两市总人口、经济规模等远超石家庄市域规模，机场的设计规模不应低于石家庄机场。从宏观来说，河北南部如果没有一个干线机场，仅凭陆地交通很难使其联通全国、走向世界。只有现代化的、规模化的机场才有可能带动该地区的共同崛起。在促进城市经济空间布局基本合理的前提下，航空经济应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

　　在河北其他区域，还有多处可以通过行政资源整合、植入产业园区、实现“1+1＞2”效应的地方。

　　保定的高碑店市与定兴县相距很近，同处于保定与北京之间。如果在高碑店市和定兴县之间规划一个级别较高的开发区，“两城一区”就可以作为保定的新城，来重新确立其战略地位。该城具有天然优势向北京招商，其吸引力丝毫不亚于廊坊市地区。

　　同样，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和涿鹿县相距很近，且同处于京张交通走廊的节点上。两区县经济实力比较弱。如果将这两个区县整合，在两区县之间的鸡鸣驿乡和西八里镇规划一个20km2左右的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加工制造和商贸业。经过十年以上的发展，这里就能发展成为一个与京津冀经济格局相匹配的经济增长点。

　　再有，沧州的南皮县和泊头市、盐山县和孟村回族自治县也符合这种特点。只要行政上加以整合并植入新的产业园区，发展效果就会很明显。

　　这种问题不仅在京津冀地区突出，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都很突出。目前河南、安徽、山东、山西、陕西和内蒙古都存在这种情况。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大路镇，2010年前规划建有一个产业新城。该产业新城大大促进了附近的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准格尔旗三地的资源向该地集聚，引领带动三县旗的合作与发展。同时，随着呼和浩特市机场的南迁，未来十年内该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兴的经济区和小城市集聚区。

　　至于雄安新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与这一模式有所不同，但其事实上的功效与此模式十分相似，同样体现着集聚发展、协同发展的作用。

　　多年来，我国地市级城市的发展多数是以 “单中心”为主要形式。我国地域广阔、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差异很大。多中心发展、多极发展应当成为许多地区深度探讨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小城市要想有大作为，必须树立协同发展的意识，并找到最适合的发展路径。

　　小城市要想大作为，核心还是要以建立产业园区为主要抓手，进而促进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并形成集聚效应，才有机会和可能发育成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区域，与主城区相呼应，共同加速该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

　　嘉宾互动〉〉〉

　　小城市大作为：内要科学定位，外要“走出去”

　　杨建平：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中海联行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柬埔寨共发国际投资集团执行董事 

　　关于城市的发展演变。小城市要大作为，首先要回忆一下自古以来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演变过程。几百年前，在农耕为主的时代，马车成为人们在城市间行走的工具，一个城市的出现和存在，第一是由于行程距离需要歇脚，第二是该地有丰富的物产，第三是这里适宜生存和生活，进而逐渐成为市镇。在一百年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到了工业时代，火车成为人们穿梭在城市间的工具，火车站点的设立，把城市间的距离拉大，不同地方物产的交换更加多样性，人流和物流逐渐形成规模，规模化城市也随之而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过路经济”，即大站点之间还有小站点，也就形成小城市群。几十年前，我们迎来了高速公路时代，随着高速公路的兴起，许多小站点市镇消失，沿着高速公路的枢纽站，又有了新的功能城市的出现，开发区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产物。十几年前，有了高速铁路，城市高铁的时代到来，又出现了新的城市规模和形态。将来，也许当我国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短途的城际飞行成为可能，伴随着城市机场的建设，还有可能出现新兴的城市模型或以机场为纽带的城市圈。综上所述，研究城市群的发展，应该考虑它存在的基础和需要，进而再研究它的内容和发展。

　　关于开发区的发展演变。小城市有大作为，多指开发区，因为它集中了母体城市的创新资源和经济要素。关于开发区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群的经济中心，我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以中关村开发区为例，与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小城市如何大作为”。

　　二十年前的中关村区域，其地理定位主要是由50多个科研院所和30多所大专院校所组成的方圆不过5平方公里的地区。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使这里科研和教育资源市场化的激情被点燃，很快形成人们瞩目的独特的经济活跃区。北京市和中央政府希望“小中关村”变成“大中关村”，将中关村的“经验”复制推广（实际上中关村的特定科研和教育资源是不可能复制的）到全北京市，并扩大中关村科技辐射的影响，北京市将所属的5个开发区（海淀科技实验区、亦庄经济开发区、朝阳电子城、昌平开发区和丰台开发区）组建成副省级中关村科技园区。在组建前，开发区各自为政，在招商引资时相互形成恶性竞争，甚至出现了项目建设“零地价”和“负地价”的招商情况。基于这种情况，新的中关村管委会（大管委），首先对各分散的产业园进行产业梳理，根据各园区自身独特的产业资源要素和可能的发展途径，确定引进企业的类型，并制定符合其类型产业的特殊政策，促使相对专业的产业得到有效吸引和扶持。经过几年的磨合与研究，各个开发区产业得到定性，开发区各自确立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方向和产业特色。“大管委”只管把握方向和研究新政策，“小管委”抓生产落地和经济效益，形成了各开发区短板剥离、主板强盛，指挥有方、分兵作战，做到了有的放矢，避免了小而全的全盘接收和恶性竞争的缺陷，使中关村开发区迎来了快速发展和协同合作的大好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关村又进一步开展技术专业领域的产业促进研究，进而又派生出了国家生命园、软件园、航天园、环保园等多类型产业园区，而且这些园区还得到了跨区域的发展，使中关村的科研与教育资源真正辐射到全北京市、辐射到全中国，影响到全世界。

　　上述举例告诫我们，不能单纯将小城市建设成大城市，在招商发展和周围城镇规划时，要科学梳理和科学分类，还要考虑利用自身的历史资源和周边协同作用，周密计划，阶段性发展。总而言之，对于城市群的招商，要先有产业分类和规划，再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懂得科学的招商和创新。

　　关于开发区的城市定位。开发区体制目前还不是城市概念，它只是城市中的一个“试验田”，我相信，开发区很快将并入城市管理体系，不再是“实验区”。开发区的诞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生成的特殊区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旧体制还没有被打破、新体制还没有被建立的特殊时期产生的“试验品”。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很多模式已经成熟和定型，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国梦”的体制与制度得到重新建立，我们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不需要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依据法律和科学发展观，去创造国家资源和中华人民福祉。开发区的生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一个新的定位和名片，当今，开发区再圈地和大张旗鼓地搞建设已经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了，我们应该研究现有开发区的深层次挖潜，并借助于国际新经济形态，利用开发区的创新空间，配合国家打一场国际技术经济战争。

　　空港和临空经济区应该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特殊的功能区域，并起到相应作用。多年前我就表示，开发区应该成为城市组成的一部分，并承担部分功能，不能太过独立。当今开发区的发展定位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关闭：这部分开发区占用大片耕地却撂荒，不能产生经济价值，属于浪费资源。一个方向是将其纳入城市整体功能的一部分：这部分开发区的模式已经定型，产业发展已经具备规模，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特色。

　　关于北京新旧空港的分工与定位。首都国际机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北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今，新机场在建，两者肯定要在功能上进行分工，甚至会有很明确的主导产业任务。在这种新的格局下，包括产能输出、功能分配，首都国际机场区域会被重新评估和规划，我们要结合“疏解首都功能”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两个要素，给这个机场开发区重新定位。

　　关于“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很多信息在提醒我们，目前我国的很多问题，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无法在国内封闭和独自解决的，需要在国际化舞台上去寻求解决办法。我们各开发区同样存在困惑的问题，也应该“走出去”，放大到国家层面或世界层面去研究解决办法。有些得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不是没有“解”，是不知道“解”在哪里。这就需要我们“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找解决办法。这就像我们学生年代解算术题，上了初中再看小学的难题就不是问题，上了高中再看初中的难题也不是问题。从世界各国来看，知名的、大作为的那些小城市，都不是解决本国问题的地方，它们都扮演了承担全球某一功能的角色。例如，瑞士提供了世界的名表，新加坡控制并服务于马六甲世界巷道，还有芬兰的郁金香，泰国的香米……我国的浦东解决了部分亚洲金融活跃区的问题，三亚提供了度假的优美环境，义乌市向全世界提供小商品批发……所以，不论是空港还是小城市，都需要高瞻远瞩，需要将眼光瞄向“一带一路”，需要“走出去”，当你站到世界舞台上并占有一个份额后，小城市就完全可能产生大作为。

　　祝福在座的代表小城市的领导，再上一层楼，再展新局面。

　　改革分税制与公共财政均等化是“大作为”的发力点

　　王海平：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研究联盟秘书长 

　　就“小城市如何大作为”这个问题，不同于现在先有“城”后有“市”，以前是先有“市”后有“城”。比如，西北的很多城市是由晋商建立的。

　　当今，小城市可以说很难大作为。我国实行分税制，这使得县级财政收入少，萎缩甚至负债，县级以及以下公务员占大多数，有些基层公务员工资发放都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又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县城房屋的高库存和房价高企。而如今，小县城去库存也有尴尬：有的农民不愿进城，有的直接去省会购房。分税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小城市大作为，从哪里着手呢？国外的小城市（有些其实是镇）能建设得很美丽又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财政均等化。就教育而言，盲目撤点并校，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陪读、租房一系列问题反而加重家庭负担；医疗上，以北京为例，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各地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不同；养老上，香港实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并现金补贴养老对象的模式（大陆也完全有条件实施）；招商上，中国实际上是实行“注册地经济”，注册地不同，企业享受服务就很可能不同……这些都是中国仍未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的体现。城市化，“化”的是什么？不以所在地作为享受不同公共服务的界限，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享受同等公共服务，这才是我国城市化的方向。

　　以北京国际机场所在地顺义为例。对于顺义临空经济区，在150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十三五”期间不增加一寸土地，如何让GDP翻一番是面临的大问题。

　　对于北京南部新机场，800亿元投入能带动3000亿元的发展，再加上新成立的雄安新区的吸引，新机场的兴建能带动上万亿的经济规模。顺义当地的状况是：为航空公司的服务缺失，医疗、教育资源跟不上，使航空业从业者无法就地获得相应服务，人才和市场外流；交通不便，地铁线路在航站楼预留出口不足，使得本地人都难以获得相应便利；顺义综合保税区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依这种情况发展，顺义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当然，顺义的北京国际机场拥有传统人才优势，当“一市两场”格局形成后，顺义应做好准备，积极争取将指挥中心设立在顺义。

　　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所占比例为38%。中国达到这个水平也能完全解决教育、医疗问题，那时，小城市大作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最后，小城市想要大作为，在招商时，还要了解和熟悉自己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城市范畴待定，城市区划难改

　　侯晋中：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始于“城市化”的研究，近年来又确定为“城镇化”，且至今仍有一定的争论：城市化是大城市的城市化，还是中小城镇的城镇化。继而学界就“城市是太大的，还是现在城市仍不够大”这一问题争议了十多年，并将中国三大城市群（圈）与世界六大城市群（圈）进行比较。北京作为特大城市，现在其信息明确表明，未来的方向是控制甚至压缩人口规模。胡杰主任提到的这种小城镇集聚、进而打造出一个新城市，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向，对我很有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倪鹏飞博士曾牵头研究并发表了《世界城市竞争力报告》。此报告以理论模型为设计前提，对全世界的城市按指标数据进行多方位的对比排名，引起外国学者关注。基于此，关于我们探讨的城市，也需要有城市（圈）的定义，是点状？片状？还是组团型？比如洛杉矶，它就不是中国传统印象中城市的样子。中国城市与外国有大不同：中国的城市在县以上，而国外的城市有可能在县以下。

　　中国官方多次辟谣“不可能设置50个省”，这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相当固定。以山西为例，山西历史上的108个县级行政区长期以来未能改变，虽然有的县城不到两万人口，但是在撤销、合并时，来自行政的阻力依然非常大。雄安新区的出现，对此有推动意义，同时表明，小城市要大作为需要顶层设计，而这又需要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专家将成果传递出去。

　　小城市：既要高瞻远瞩，还要科学谋划

　　张寰宇：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商业不动产专委会副主任、北京易安鼎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小城市大作为，这里的“大”是相对的，像安徽的普通地级市再怎么“大作为”能超过南京吗？更不可能超过北京。小城市大作为应当是在其本身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潜力，让城市发展得更美好。

　　我在安徽六安正在建设一个康桥婚纱小镇园区，占地150亩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工。我们建设康桥特色小镇工业园区，也是基于当下形势：附近重要婚纱产地之一——苏州城市功能疏解和苏州婚纱生产成本上升，部分厂商选择回乡，但是还不形成规模。我们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决定建设园区，打造规模效应。在苏州的六安籍2000多户厂家，只要有10%至20%回乡，这个特色小镇园区就能初具规模。为了保证小镇的婚纱特色，即使将来园区对外出租出售，我们也会自留一部分区域。

　　我在调研和建设该园区过程中，对“小城市大作为”这个主题有了很多发现和感想。

　　小城市要大作为的时候，还要树立大局意识，在招商时不能违反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要树立正确价值观，不能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要考虑到整体社会价值，招商时要勇于取舍——有时候保护好环境就是大作为；城市规划时要科学，树立整体和联系意识，有规律、有联系地建设城市和园区，尽量保持城市格局和自然样貌；与古代先有“市”后有“城”相似，当今城市招商应保持理性，有的放矢，不能盲目建设园区、打造产业街再来招商。

　　小城市要想大作为，就要依托其经济发展潜力和特点创新，突破传统理念，重新评估和考虑，并调整发展战略和部署。总之，小城市的发展和大作为在于创新和突破。

　　垃圾资源化处理是城市“大作为” 的重要命题

　　李伟南：正仁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 

　　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一个绕不过的大命题。城市生活垃圾的困扰已经迫使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到了不得不非常重视和拿出有效措施应对的地步。

　　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生活垃圾至今仍未找到良好的处理方式。传统的填埋处理方式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地下水、排放温室气体，毫无疑问，已经难以为继。

　　有些城市尝试垃圾焚烧的处理方式，并且在前几年密集上马，其实这种方式源于国外，在国外是一个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不一定适用，因为国外实行十分严格和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中国虽然也在提倡垃圾分类，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垃圾分类的意识与国人的修养、生活习惯、规范意识密切相关，甚至需要从幼儿园开始培养。餐厨垃圾在国外可以粉碎冲入下水道再处理，而在中国，餐厨垃圾会被混在其他垃圾中一起运走，导致生活垃圾含水量高，再加上中国家庭一次性塑料的使用率很高，所以，中国的垃圾在焚烧时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每吨垃圾焚烧产生5000至7000立方米的废气，其极大污染大气，而且二噁英的产生难以避免和消除。所以，垃圾焚烧在中国并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至于其它垃圾分类技术，如水洗垃圾的方式，经济成本太高，也很难推广。垃圾堆肥法，因其不能进入食物链，而且仅能处理部分可降解物质，仍无法处理大量不可降解物质，所以减量化也不彻底。

　　现在有一种将垃圾进行干馏气化的技术，能比较彻底地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效果，这种技术特别适合小型城市。干馏气化技术不要求在源头对垃圾进行严格分类，只需在垃圾场将垃圾简单分成无机物和有机物两大类。无机物包括砖头、金属、玻璃等；有机物包括纸张、果皮、塑料、包装物等。有机物被投放到处理炉里后，在一定温度下会裂解，改变分子结构后气化成可燃气体。这些可燃气体不会排放，会被收集起来用于发电、烧蒸汽等作为能源动力供企业使用，还可以用来把前面分拣出的无机物烧制成建筑用砖。在烧制建筑用砖的过程中还能消纳城市污泥和城市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最后，制成的建筑用砖又能在城市化建设中得以循环使用。

　　这种干馏气化技术已经发展了10年左右时间，实践证明特别适合10万至1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一个这种日处理200吨的垃圾处理厂，建设成本投入只需五六千万，是同等规模垃圾焚烧厂的1/3至1/2，维护成本也只需垃圾焚烧厂的1/4至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垃圾干馏气化整个工艺流程尾气环节产生的二噁英的检测结果仅为每立方米0.02纳克的数量水平，而我国的相关行业执行标准为每立方米1.0纳克，最严格的日本和欧盟执行标准为每立方米0.1纳克。

　　相信中国庞大的垃圾量和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必将催生出更多有效的垃圾处理方式，但垃圾资源化必将是主要方向。

　　小城市融合发展，大城市差异定位

　　吕伟：美澳居投资总监 

　　美国的城市定义和行政管理与中国差距确实很大：在美国，首先是州，州下面是县或者郡，再往下是市或者镇，大的我们称之为“市”，小的称之为“镇”。在美国还有一个大都会圈的概念，是由很多“市”和“镇”组成的地方，一般对外宣称都是采用这种知名的、范围更大的地理概念。

　　对于胡杰主任的发言和观点，我深有感触：在中国有些地方，几个城镇相毗邻，行政区划也不大，有行政资源整合、集聚发展的基础。

　　对城市的融合，我对武汉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十几年前在那里上学时还会提及汉阳、汉口和武昌这些名字，如今好多人都直接称呼“武汉”。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融合的样本。

　　对于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我赞同分工合作的观点。美国的洛杉矶有5个机场，但是分工和功能明确，避免了功能和建设上的重复。郑州和武汉相距不足500公里，都定位为区域中心城市，并都表示要建设空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关注如何差异发展和避免恶性竞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