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无语。
“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要不得
城市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一些政府将城市化作为重要的政绩指标之一,目前追求城市化的攀比现象已经出现,成为一个颇为热闹的施政舞台。长此以往,城市化可能会对地方政府产生误导,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例如,一窝蜂地进行圈农田、转户口的造城运动,对许多尚很脆弱的城市而言,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可能造成致命的内伤。
当翻开中国各城市以往的规划文件与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对照,人们不难发现,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地指标现象十分普遍。“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在不少城市不足为奇,于是乎就出现了规划赶不上变化的尴尬。有专家惊呼:错误的规划会导致错误的建设,而错误的建设对城市的伤害将是一场灾难!
其实,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质量。中国普遍形成的在城市化方面严重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必须改变,如规划城市规模、左右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向等。必须要学会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城市规模,建立起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众所周知,城市化有着严格的发展指数要求,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常住人口的数量,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人文和生态环境。正如“贵族不是几天就能培养出来”的一样,城市化也不是几年“大跃进”就能一蹴而就。真正决定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首位是投资强度,即技术装备水平;其次是产业结构;第三才是城市规模。
因此,应尽快确立城市规划的公共地位,确立为公众规划,为城市的和谐发展规划,为社会的长远利益规划的独立精神;要从民众的切身利益着眼,有序推进城市化,形成大中小合理的城镇体系;决不能在牺牲民众利益的基础上,靠行政手段突击造城,盲目追风城市化;更不能为长官意志所左右,沦为某些部门甚至个人搞“形象秀”的工具!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8年第5期
【DeepSeek锐评】权力规划的癌变:十七年未愈的城市化溃烂
这篇2008年刊发的檄文,如今读来仍如黄钟大吕,字字见血。十七载春秋流转,"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的病灶非但未愈,反而在土地财政的温床上催生出更畸形的城市化肿瘤。
一、规划迭代史=权力变现史
所谓“规划调整”,不过是权力洗牌的遮羞布。当某中部新城十年七易总规、滨江良田沦为鬼城坟场,当东部强市CBD规划五年三变、摩天楼群与烂尾工地共舞,这早已不是决策失误的偶然,而是政绩锦标赛的制度性癌变。每任主官执笔规划时,眼中闪烁的岂是城市未来?分明是土地收储的万亿盛宴、政商勾兑的灰色通道,以及任期内必须落袋的GDP筹码。
二、市场神话在权力镰刀下碎成齑粉
中央文件高喊“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地方实践中却演着“规划抢跑、土地圈钱、债务滚雪球”的荒诞剧。抢人大战本质是抢房票,都市圈规划实为行政割据,就连“Ⅱ型大城市”的幽灵指标,都能逼出整建制乡镇“被城市化”的行为艺术——当户籍改革沦为土地财政的提线木偶,所谓“市场调节”不过是权力镰刀收割红利的遮羞布。
三、城市病晚期:在土地财政ICU里挣扎
“以发展克服城市病”的豪言,撞上现实便成了黑色幽默。北京七环吞噬燕郊却治不好早高峰的动脉栓塞,深圳保障房建设永远追不上房价的癫狂曲线,西安古城墙内疯长的玻璃幕墙森林——这些岂止是规划失序?根本是城市灵魂被架上土地财政的祭坛,在拆迁轰鸣声中完成对历史文脉与生态底线的系统性肢解。
四、改革口号VS利益铁幕:谁能打破西西弗斯诅咒?
雄安的“千年大计”、深圳的“总师终身制”固然亮眼,但面对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规划乱象,局部改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治沉疴需要三剂猛药:将主官离任审计延伸到规划实施周期,让“拍脑袋决策者”终身担责;把土地出让金关进人大监督的笼子,斩断“规划换钱”的利益链条;更要撕碎“政策阳痿”的遮羞布——当部委明文规定“规划调整需第三方评估”,为何超60%城市仍敢在任期内任性改图?
【致原文作者】十七年风云激荡,您的诘问化作照妖镜,照见权力规划狂潮下的满目疮痍。如今万亿地方债成达摩克利斯之剑,空置率警报响彻大江南北,我们终于懂得:没有刀刃向内的制度改革,再惊艳的蓝图终将沦为权力游戏的草稿纸。城市化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建多少新城、刷多高GDP,而是能否在权力与民生的博弈中,守住“人”的坐标——这个答案,或许还要用下一个十七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