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正的创新是基层自主选择

  长沙县的市民下乡试验，显然不是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落实上位规划的行为，而是一项针对自身发展遇到的困境做出的自主创新。“我要做”还是“要我做”，其结果天壤之别。对于长沙县委、县政府来说，自主决策过程没有外在的压力，压力完全来自内部，就是要全面地权衡利弊：在引导市民下乡的同时不侵害村民利益；促进发展的同时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所有措施的制定都是寻求各方平衡的结果。也正因此，长沙县充分尊重基层的自主性，尊重基层根据自身条件做出的选择。市民下乡的选址就是在开慧镇征求了不同村的意见，在村组自愿的基础上确定试点区域。试点开慧也是尊重了开慧镇的意愿，与板仓一同获得“100户非转农户口指标”的还有区位条件类似的金井镇，然而金井的区位有别于开慧，发展战略是以“茶乡小镇”“乡村都市”为目标，并不急于在市民下乡上做出推进。因此这100个指标没有即时释放。随着互联网+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和乡村创客的聚集，未来金井也许会适时启动，打出这100张牌，这就全看基层政府审时度势的自主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哪一件伟大的进步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做出来的，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基层和民间的自主选择。

  2.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板仓试验的结果是在开慧镇出现了一群“乡居的市民”。在城乡经济结构二元、管理制度二元的当下中国，这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政策虽屡屡提及“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然而各地实践还都只是城市资本、技术、产业的下乡，并没有涉及城镇化主体——“人”的下乡。板仓小镇市民下乡以“100户非转农户口指标”破局，为了使项目全程不逾现行法律法规的界限，长沙县设置了一系列前置条件，将试验限制在特定空间（314亩地）、特定范畴（仅限宅基地），以双保险规避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仿佛是在一个高压、恒温、无菌的环境下得出的少量珍贵的试验室成果。这一成果实现条件之复杂使其难以大面积推广，但是成果本身——市民下乡的实现，却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以往从未出现的社会现象：城市居民自主流动到乡村，带着资金、知识、建筑形式、生活方式来到乡村，与原住村民相互依靠、相互帮助，改变着乡村的人口结构，创造出乡村新的社区形态，试想哪一篇论文可以将这样真切的实验成果做出全面的预测呢? 正所谓“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3.超前、大胆又谨慎的探索

  板仓小镇市民下乡试点可谓谨慎、大胆又超前：“谨慎”表现在对改革特定空间与范畴的限定；“大胆”表现在“100户非转农户口指标”的特批，放眼全国，尚无先例可循。其“超前”的表现也正在于此，长沙县有条件实践的事，国家的法律法规整体条件尚不允许，然而它代表了中国城镇化必然的发展方向——乡村不会永远被城市索取，它或借助城市的扩张而发展，或引入城市的资源独立发展。当他的一部分居民选择在乡村居住，并且将城市的资金、知识、生活方式甚至就业岗位带到乡村的时候，城乡之间就实现了平等全面的互动。长沙县的“先行先试”让我们看到了：城郊乡村在将城市资源整合进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可能；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开拓者是怎样披荆斩棘，艰苦卓绝，走下了这一着不无风险的大棋。

  4.试验才刚刚开始

  在英、美等国家，公民无“农业”与“非农”的户籍区别，所有国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均等，“市民乡居”早已成为普遍现象。在中国，这个趋势亦将不可避免地到来，长沙县为这个迟早要到来的未来预设了一个试验室。

  已经发现的问题包括：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村宅基地并不是整齐的格子，而是因山就势，因水就形。本来就是“四荒地”，不值钱，宅基地可大可小，大小由之。在这样的地方建设乡居市民的居住区，居民宅院多占些路边地角如何管理? 也有人提出疑义：乡居市民不少按“5+2”方式下乡居住，到了周一留下些垃圾回到城里，没有给当地留下什么。

  展望未来，乡居市民们既是本地农村的社区成员，但又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同一个行政村，会有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种是拥有集体经济的村民自治；一种是住房产权私有、不存在集体经济的居民自治加业主自治。前者由于是人民公社体制的遗产，未来将不断深化改革；而后者会不会成为中国农村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形式呢? 还是简单地变成一块城市社会在乡村的“飞地”。这种新型的农村社区会遇到哪些治理的问题呢? 乡居的市民在公共服务、公众参与方面会表现出与传统城乡社区哪些不同呢? 显然，着眼于中国乡村未来的人们，一定会关注这个刚刚拉开大幕的社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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