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生不生”一直是不少育龄人群热议的话题。21日，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幕，一项对上海9个区1489对新婚夫妻的调研显示，仅有25.02%的夫妻一致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夫妻双方均为高收入或是均为低收入，生育二孩的意愿都较高。

    放开生育二胎后，有多少家庭愿意生育二胎？这是调查的目的所在。而调查所得的数字也是具体直观的，它告诉我们仅有25.02%的夫妻一致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能够获得这个数字，调查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媒体在报道时，也把这个数字当成新闻的看点，以此告诉人们现在生育二胎的愿望并不强烈。似乎，社会的舆情已经通过此次调查，通过这个数字得到直接释放和全面呈现。

    问题是，这个所谓的生育意愿是否真实呢？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生育意愿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沉没的声音？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本来是希望生育二胎的，但是因为种种现实考虑而放弃了生育二胎的愿望，而他们在接受调查时并没有把这种意愿的压抑和放弃表现出来，他们只是说出了最后的决定。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现在确实没有生育二胎的意愿，这种决定基于现实的政策与生活的现状，但其实他们心底还有一些诉求和期待，如果这些诉求和期待可以满足，他们完全可能重拾生育二胎的意愿。

    所以，关于生育二胎的愿望可能存在压抑的情形。所以，即便接受现在调查所得的生育二胎的意愿是真实的，也应该打捞那些与生育二胎愿望有关的沉没声音：是什么影响着人们不生二胎？又是什么可以激励人们生二胎？显然，原因不仅仅包括生育观念和文化观念，观念通常来自现实判断；原因中的客观问题必须得到重视，这才是让人压抑愿望的主因。否则，所谓的意愿就可能饱含着压抑和舍弃，所谓的愿意其实在背负着郁闷与重压。如果是这样，一个反映生育愿望的数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又有多少实际意义？除非，这数字可以带来现实的改变，政策的改变。

    从个体角度看，人们有生育愿望而不愿生育，通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负担太重。当生育孩子的成本动辄百万元，这还不包括隐藏的择校费等可能花费，当一线城市一套房子就可以摧毁一个中产阶层，当很多正值生育年龄的家庭正在承受房价的透支时，他们真的有信心再生一个孩子？即便，他们完全符合生育条件，他们也需要掂量自己的能量。结果，敢于生育二胎的可能就是那些财大气粗者和家庭贫困者。前者，生育费用九牛一毛，根本不在意；后者，虱多不痒，生育费用根本不会去考虑，生个孩子不过是天生天养。

    另一个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人的成长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不仅是家庭的事情，家庭能够给个体提供的只是成长所需的一部分。个体的成长，尤其是个体走向社会之后，更需要公共资源来支持其成长与发展——人们应该获得均等的社会资源。与生育二胎最直接的资源就是教育资源。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让一个孩子的家长筋疲力尽时，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信心就会大大降低。而且，即便是多生育之后，人们的养老预期也未必乐观，因为养老资源分配不均。当养老资源分配不均，而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随着家庭的“离心化”无法延续时，那些因为多养育孩子而经济透支的父母，更加无法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当人们感觉再生育一个孩子经济负担太重，而资源又分布不均时，就可能做出更为务实的选择——放弃再生育一个孩子。对于个体来说，如此选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未必谈得上多痛苦，只生一个的观念以及好处，已经让一些人坚决地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但对于国家来说，必须看到全面放开生育二胎中那些可能隐藏的生育愿望，以及造成这种隐藏的原因，并通过制度的激励，国家的分担，资源的均等，来有效增强人们生育二胎的信心，从而让全面生育二胎从想法成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