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说，最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党员干部有关违反计划生育以及相应处罚的条款均未被提及，坊间就此解读为，放开二孩政策很可能只差临门一脚。与此同时，又有消息称，《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报告》已上递到决策层，该报告建议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在中国党员干部历来被赋予改革先行先试的使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以来，只准生育一胎一直是对这个群体的硬要求。过去，因为超生问题被诫勉谈话、处分甚至开除公职的不少。有的党员干部甚至因为亲戚朋友超生而受到牵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彼时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需要刚性执行，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党员干部必得带头遵守，上行而下率。一旦有违背者，则必须受到严厉惩处，这体现的是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
　　
　　今时今日，中国的人口状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增长率持续走低。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黑龙江、吉林、辽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比日本、韩国都要低，其人口断崖已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同时，纵观全国，该数值同样偏低，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说白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人口负担的不断激增，而是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少。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一对夫妻养4—6个老人的“银发危机”可以预见。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尽管我国2013年放开了单独二胎，但民间热情并不高，出生率远远低于预期。这说明仅仅放开单独二胎是远远不够的。放开二胎不仅没有出现人口暴增问题，反而提示我们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比如，像坊间呼吁的那样“全面放开二胎”。
　　
　　人口管理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它在学理上、在政治考量上都有其复杂性。但是，无论怎么复杂，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人口管理最终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公民权利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生育权是与生命健康权、人格独立权并列的公民主要权利之一。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今，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生育权几乎都有“应允尊重”的共识。一些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只要你有意愿、有能力和精力，生育几个孩子是你的自由。在国际社会，中国的计划生育常常是“难以理解的”，一些人籍此批评中国“不讲人权”。
　　
　　事实上，当初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温饱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人多耕地少，生育质量极差，并且按照当时的生育率不加节制的发展，将造成国穷民弱、人口质量不断跌低，生得多没质量咋行？任由那样的事情发展，既是对那一代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既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推行“计划生育”的时代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时过境迁，过去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不是人口在膨胀，而是在减少，依此不加干预的发展下去，则可能导致经济社会运行陷入巨大压力，国家和民族薪火难继。
　　
　　在这样的转折关口，“计划生育”的强硬，也就到了值得讨论和商榷的时候。这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不容置疑”、“不由分说”大不一样——即便不能立马全面放开二胎，至少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意见是可以讨论的，“全面放开二胎”的吁求是应该引起重视并着手研究的。这个时候，最新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只字未提“计划生育”这一“硬杠杠”，的确耐人寻味。不论它释放出的是不是改革生育政策大调的信号，至少表明高层推行“计划生育”的语气已缓和得多。
　　
　　“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计划生育”本来就是当时发展环境下的一种不得已，现在既已时过境迁，国家业已具备了逐步放开“单独二胎”、“全面放开二胎”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那就应该积极探索、大胆改革，把曾万般无奈而不得不牺牲掉的公民权还回去，还权与民。“全面放开二胎”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