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要求，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

　　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对社会的考验，关系着个人命运、家庭幸福乃至国家的发展大计。想当初，恢复高考初期，高考升学率虽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的温暖记忆。近年来，国家的转型发展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转变却陷入困顿。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忽视了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寒门难出贵子”成了绕不过去的尴尬。“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固化，“农村学生考上好大学日益艰难”已是社会共识。

　　社会转型后逐渐形成利益分化的排斥性体制，教育不公已经贯穿到教育的全过程。尽管近年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有所增长，但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跟城市学生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多数农村学生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一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投入差异带来的资源不公平。“超级中学”大多集中于城市，几乎垄断该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生活在城市的非农户口学生更容易享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保送机会、加减分优惠政策和自主招生资格，而农村学生处于明显劣势。

　　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除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原因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招生制度中的“城市视角”影响了考试公平。且不说当前户籍歧视带来的各省区录取分数的差异，所谓强调素质教育的高考方案也不利于农村考生的胜出。而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制度尽管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农村考生却很难从中“分一杯羹”，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课堂之外“补偿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普遍来看，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远低于城市学生，在强调分数的竞争中很难取得好的成绩，结果只能进二本、三本、高职高专之类的学校，被重点大学录取比例自然就低。

　　英雄莫问出处，在成熟的阶层社会，知识与个人努力才是人们进入富人阶层的最公正的“敲门砖”。国家作出“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的决定，固然能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但这只能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应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校际之间的差距，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换言之，纠结于城乡生源比例本身并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更要从基础做起，让农村孩子能够和城镇孩子同样享有优质教育。此外，还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扶持力度，让更多农村孩子在身边就能找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政府唯有更加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才能消弭人们的不满情绪和社会不公。

　　瑞典著名教育学家胡森认为，就个体而言“平等”有三种含义：第一，平等首先可以指个体的起点，是指每个人都有不受任何限制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第二，平等也可以是指在中介性的阶段，即教育过程中受到平等的对待，即以平等为基础对待不同人种、民族和社会出身的人；第三，还可以指最后目标，促使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机会平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目前，高考录取的政策优惠尚处于缺乏社会公众统一认可的加分对象的失范局面，损害了严肃考试的公平性，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来自教育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的改观，如果不能切实扭转现行的教育体制，不能首先让农家孩子读得起书、上得起学、就得了业，“寒门难出贵子”就一日难以消除，科教兴国战略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何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