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城镇化合作可分为两个阶段。鉴于欧洲的城镇化过程起步较早，在第一阶段主要是由欧方向中方分享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现在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在于中欧双方就各地区与城市如何从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化转型这一命题，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在对几个欧洲以及国际地方政府组织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在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十大问题。

    一般而言，中欧城镇化合作可划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在不同阶段，各方立场及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均有所不同。首先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简要回顾，而后再就第二阶段中面向将来的互动合作以及本次论坛的主要目的展开详细探讨。

第一阶段合作
与中国分享欧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

    第一阶段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欧洲的城镇化运动是伴随其工业革命共同发展的。早在中国开始城镇化运动之前，欧洲已基本完成其从主要农村型社会向主要城市型社会的转型。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该过程在20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因此，合作对于双方而言并非完全对等，主要由中国向欧方学习并汲取经验。欧洲的经验是大有裨益，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由于欧洲的城镇化浪潮早于中国，为评估其长期影响提供了可能；其次，欧洲的城镇化模式极具多样性，中国可依据自身特点与发展所需，取长补短、学为己用；第三，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面临土地资源稀缺及由此导致的农村与城市需求竞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极大制约了城市的扩张，类似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第四，欧洲是在长期不断发展扩大的城市文明中逐渐形成的，它意味着将新的建设与古老的城市中心进行嫁接，让旧有的城市肌理不断适应新的发展与使用需求；第五，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其市场经济受限于城市公共服务，可关注不同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第六，各国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属划分与财政体系均不相同，也为中国提供了多种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借鉴。
成功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需要哪些条件？一类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交流，另一类是系统性的交流，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关于技术性交流，从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以及其他各国的数量、以及高等教育机构间合作与专业技术领域交流情况来看，中国在大多数领域所掌握的技术已与欧洲相当甚至有所超越。当然，我并非认为技术类合作毫无意义，但已无需太多关注。
    第二类交流则涉及对诸如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对整体复杂体系即生物-社会-技术体系的应对能力。生物-社会-技术体系是指a) 生物体系：  城市所处的物理环境，并深刻转变其中部分生态体系；b) 社会系统：是指社会本身或社会治理；c) 技术体系：城镇化依赖于现有的建筑技术、公用事业与通讯设施网络、交通技术等。
    在现代社会，基于外部能源的可用性及国际化分工，超大型城市应运而生。有观点认为超大型城市难以治理，因其复杂性已超出公共管理的能力范畴。对于超大型城市，现有城市结构过于简单化，难以承载个人及社会对美好生活各层面的需求，有时甚至以牺牲临近或较远地区生态体系为代价。
    对于第二类的系统交流，即城镇化综合性思维和方法的交流，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我们需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尝试寻找从欧洲城镇化过程所获得的普遍经验，能使中国避免我们发展中遇到的弊端。欧洲城镇化驱动力：一方面降低成本与增加石油能源供给，另一方面强调功能性优于综合性，以工业和机械化模式为主导来构建城市。
    第一种驱动力的结果就是经典城市的传统局限让位于大型城市区域，这些区域超出当地政府的行政管辖范畴，从而产生了治理难题。财政系统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新的隔膜出现了。
    第二种驱动力的结果，我们城市的物理性框架已经过于僵化。大多数新的发展缺乏实质性创新。曾使欧洲城市享誉盛名的城市生活已经开始褪色，主要归因于反城市化运动所致。
    大量富饶的农业土地被开发成了新城。城镇的能源成本，随着城市的维护费用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急剧上升。仅举个例子，法国城镇居民人口自1950年到2012年增长了一倍，但是城市土地增长了三倍，石油消耗增长了六倍之多。对石油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原油价格从   2000年30美元每桶上涨到2012年100美元每桶，但石油消耗量仅减少了10%，产生了所谓的能源危机。
    全球经验交流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考察欧洲国家和区域的多元化，中国可汲取大量不同的解决方案供其选择。实现的前提是能够提供一个欧洲多元化经验和不同切入点的概要：包括土地政策、各级地方政府的不同职能、财政系统、公共服务的提供、房屋政策和社会凝聚力、移民融入及多民族多宗教社区的管理、市场和公共政策的角色、土地及基础设施基于不同需求的再分配、公用事业的融资和管理、大型城市的治理、创造新技能和城镇化公共事业的管理，诸如此类。中欧论坛在过去已经最大限度地推动这些发散式的对话交流。并促成欧方和中方地区和城市的友好城市关系。但面临真正的挑战是一起创造一个大型数据和案例库，中方和欧方城市可以挑选不同的最佳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已经着手创建的一个致力于城市、区域和管理网站，www.citego.info. 这次论坛我们将开通中文版的网站，并非常期望并乐意吸纳丰富的中国经验。

第二阶段合作
向可持续社会转型的管理

    无论过去经验多么宝贵，中国和欧洲的城市都面临新的挑战，为双方长期合作赋予新的焦点和重点：世界正经历巨大的转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从工业革命诞生及继承下来的治理和经济模式饱受争议。在过去的20多年里，此种模式被认为缺乏可持续性。但是创造和实施一个全新的模式仍极具挑战。如今，知识、政治以及机构的惰性盛行。无论政府间就遏制全球变暖的协商或是主要国家间在世界各地就石油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激烈竞争，全球威胁日益显著。明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欧洲国家之间争夺自然资源和霸权的恶果。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防止此类世界性冲突再度发生。这是我们新的中欧合作核心所在：打造城市运营成本和生活方式与地球紧张资源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这也是中欧城镇化合作应亟待关注的。
     （一）城市和地区在可持续社会转变中的主要作用：为什么在可持续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城市需要发挥前沿的作用？是否对地方政府来讲是个过大的课题？这些地方政府能否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新的经济模式乃至新的国际关系？是否对地方政府要求过甚？其实不然，原因有二。首先，国家政府没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从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的失败到2012年里约+20峰会的失败中可以得知，外交谈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国家利益的对撞不仅无法达成共赢还会适得其反。这种外交的途径无法达成中欧论坛一直倡导的民间社会间的对话，而这才是唯一能够克服历史遗留的怨恨、恐惧与误解的方式，同时在共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激发共同的信心和友谊。城市是人类社区最后的港湾，除地方政府或专家之外，这种城市间的对话也是一种人类社区间的对话。其次，城镇化或者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型的创新，要求我们同时处理社会的、生态的以及经济的问题。由于国家的分权和部门林立，因此对于国家政府来说，一次性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而言，这种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
    这两个原因相结合解释了里约+20峰会协议强调城市、地区及地方政府在可持续社会转型过程中担当主角。我们的合作必须反映这一新愿望。因此，《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广州论坛的聚焦点是：城市在可持续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中欧新阶段合作的平等地位：新的聚焦点改变了中欧合作中双方的地位：尽管在过去20年大多欧洲城市意识到探索新模式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城市近年发展迅速，但整体上欧洲城市以居民人均来看仍要领先于中国。对于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不但中国城市要向欧洲经验学习，而且中欧双方要互相学习，以构思和推进向可持续城市的转型。
    要成功地促成这一转型，我们首先要将城市视为一个生物-社会-技术的全面系统。一个城市进入后碳时代的转变不应单纯依赖技术手段，而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综合模式的转换。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合作机制来应对转型各种复杂的、多方位的挑战。自1992年的地球峰会上被视为国家政策补充的“21世纪议程”开始，已有很多朝此方向的努力和尝试。随着城市和地区逐渐变成可持续社会转型的关键推动者，这些努力和尝试的目标变得更为宏大。我们从这些不同的尝试中获益，赋予我们以全方位综合的视角去理解这一转变的不同纬度，也是本届论坛的灵感源泉。
    在过去的几年里，六个主要地方政府组织（欧洲地区委员会、能源城市和欧洲市长公约、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生态城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欧盟城市行动项目）总结成员在可持续社会转型中的主要经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展示他们综合的调查成果较为困难，但我会尝试介绍其中的一些共同特点。大多数组织都委派了代表来参加本次论坛，并将会稍后做更深入地讨论。有的研究成果，如能源城市所提供的“30建议书”，已经包含在本论坛所准备的会议材料。
    我们同样要看到，可持续城市的转型同样不只是生态环境上的。相反地，过渡到后碳社会的模式创新也是社会和政治的。一个节能城市，必然是更美好且更具人性关怀的城市。正如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所指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核心是社会的创新”。
    （三）转型中引领我们的合作的十大要素：为了更好介绍本次论坛，我对需要转型的十个层面做以下的界定：
    1、世界、城市与区域的新视野：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尼古拉斯-马勒布兰奇会认为动物不过是呆板的机械。而这种将人类以外的所有事物均机械化的看法风行了好几个世纪。不出意料的，对城市亦抱有同样的看法。但在过去几十年，这种看法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并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所取代，把城市视同平行共生超有机体的观点被证实更具有生产力。城市不能简单地被简化为物理结构或行政、政治的上层建筑。他们应当被视为拥有内部规则的人类社区以及生态系统。比如说，如果你观察一栋建筑以及它的居民，为了让这个系统具有可持续性，你必须去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当一栋建筑被分隔后发生的行为变化被称为反弹效应，将减少预期40%的能源消耗。同样的，你应当把相邻社区视为一个联接邻居与外界的小型社会。城镇的不同构造会对居住密度和居住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居住密度是每公顷居民数量的一种物理度量衡，而居住能力则衡量内部联系的强度以及不同联系的复杂性。
    这种全新的视野也关乎转型进程：创新不仅源自于新技术或由上而下的改革。它同样源自于人们之间的文化转变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新通讯技术的运用。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培训过程，对过程的设计远比构思一些仅供展览的孤立项目更为重要。
     2、将城市理解为生态系统并认知其新陈代谢、流动管理： 城市的传统技术聚焦于如交通这种物理性的流动。鉴于城市如同一种超有机体，我们需要考虑它的新陈代谢以及各种信息、金钱、能源、自然资源在这个城市内外的不同流动。但大多数城市对上述的各种流动都理解甚少。他们需要创造新的工具，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新陈代谢，并实行新的具体运用：如探索各类可能性，生产本地必备的能源，将本地融资导向节能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再创造短供应链，以及促进以服务替换商品的功能经济等等。
    3、调动所有参与者积极性，共同产出公共产品：鉴于城市结构、本地治理和激励以及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我们无法区分公共行为与其他成员（居民、公司等）个体行为。能源城市被称为地方“能源联盟”；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指出：相较于公共服务的法律-公共属性或私人属性，其有效性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参与服务的设计与提供。欧洲地区委员会则进一步指出，任何成功范例均包含动员更多参与者。
    4、可持续地区和可持续供应链的关系：可持续经济体的主导者在21世纪，并非国家政府亦非大型企业，而是区域与全球供应链。两者都要兼顾好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以“灰色能源”（即消费品加工过程中潜藏的能源消耗）为例，灰色能源占到欧洲能源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鉴于此，关于城市社区与政府部门如何影响供应链已引发各界关注，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为食物供应链。
    5、能源转型战略与流动管理：产城分离与公共交通方面的节能亦是关注重点。但是，展示一个零碳排新型社区或许容易，但要从根本上转变一个原本基于汽车而设计的城市架构则异常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建筑与基础设施使用寿命可达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乃至更长。以法国为例，居民日常出行的平均公里数在1950年至2012年间增长了四倍。城市被划分为具有单一功能的区域集合，商业区向城市周边迁移，居住在低密度社区并使用汽车，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自由与富裕的象征；现在，一种相反的运动正在酝酿，“慢节奏”、“软移动”等生活方式开始受到人们推崇。步行、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所构建的“软交通”体系正逐渐复原真正的城市生活，尽管前景光明，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6、致力于统筹各层级治理、各部门、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的新型治理理念以及综合培训计划的需求：所有的城镇化建设经验都强调政府治理的重要性。治理机构和城市结构之间存在内嵌式的联系。传统的治理观念认为有效的管理，在于将行政管理进行功能分解，给不同层次的治理赋予区别且排外的职责，让每一个参与者各司其职。事实证明，这样的治理结构显然无法应对一个复杂体系内部相互关联的诸多问题，而城市则沦落为各种支离破碎政策的拼凑。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所有的政策都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高度协同的结果，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协作，而行政管理要能理解和协调该复杂系统方方面面的联系。可持续城市治理有两个特征：一是管理系统关系；二是创造出更多的协同性和多样性。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在上述两点上存有不足。只有当一个城市出现具备卓越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和针对公务员队伍的全面系统的培训，才能实现向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转型。
    7、新型战略规划理念和新型发展模式：毋庸置疑的是，向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转型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路慢慢，困难重重：20世纪后半叶，机动车成为城市的主流，扭转这一趋势很艰难；将80年代华而不实的高速公路改造为公共空间很艰难；在低密度地区铺设高效方便的交通运输系统很艰难，这些困难都揭示了城市结构的设计会产生一个世纪或更加深远的影响。检视油价的长期演变，上世纪城市发展的前景黯淡，更不要说对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影响。从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两点经验和教训：首先，一个普遍认同的长期视野非常重要；其次，要有一个较为弹性的前瞻规划。因为我们当前设计的诸多设施设备在今后的数十年将会有与初始用途不同的功能。我们的城市规划仍然承继了“机械化城市”观念。如今我们呼唤更为多元化的城市，欢迎本土的倡议和调整，用战略取代这种机械化、单一化、靠耗竭资源的规划。如果城市没有整体提升，庆幸试点项目的成功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期许复杂的相邻社区，集中式规划是行不通的。
    8、技术和智慧城市的人性化视角：在最近的生态城市大会上，智慧城市研讨会给智慧新城下了一个有意思的定义：智慧城市是让市民变得智慧的城市。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革新和市民关系：一个社会可以最大程度地从新型技术中获益，如利用通讯技术来激发新的倡议，亦或新的直接民主模式、拼车、能源效能优化，但却不能被技术支配。如今，人们倾向于更加高效地管理他们的时间，技术的革新催生更快速更国际化的相互依赖，也涌现出了一股致力于倡导慢节奏、自主性新生活的强劲潮流。
     自行车和有机农业的流行，包括城市农业的发展，成为了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而城市内高速公路则是都市生活和环境被破坏的标志。在欧洲地区，很多致力于城镇可持续化发展的运动同样也是倡导人文主义现代化运动。科学和技术不再是主要推动力，而为社会发展目标所驱动。在某种程度上，成熟的有机农业能将科技发展与生态系统很好地有机结合，采取人道主义和全局世界观的视野，将技术的人文主义思路放置于城市发展的层面。
    9、成员的共同责任与知识的共同产出：社会变更新视角将社会变更为多重利益关系者互动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责任模式。这不由排他性公权力来构思和决定。经验告诉我们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改变的能力是集体培训的结果，行动和反思在培训中互动，并通过行为产生共同信心。上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有一引人注目场景：想象你的邻居是变化的媒介。基于同样的理由，重点要把合作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价值而不是竞争。这也意味着伦理的转变：直面力争改变，管理相互依赖的需求，每一个参与者都既有自己的责任也要有给予对共同责任普遍理解的集体行动。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教育。人人都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从小学开始，培养下一代处理错综复杂的事物的能力并能承担责任。只有孩子们采取共同责任的方式，教育系统和当地政府才能够达到目标。这种新型思维方式也影响着大学和研究机构。当前首要的转变是从“实验室方式”向“实地方式”转变。
     10、合适的融资工具：如何引导金融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它要求投资期限长、投资回报慢，至少直到石油价格因资源短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而飙升的时候。许多经验都基于城市都应当保留其本土资源的想法，无论是金融还是能源资源。也有一个伦理运动来确保资金流向了那些能真正有益于社会和地球的投资。同公平交易运动一样，这不再是是欧洲的边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