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多年没有联系的表姐忽然来电话，火急火燎地说跟三位老姐们来北京玩几天，让我给她们找住处。
    一番忙碌安顿后,一问才知道她这些年先后到深圳、东莞打过工，现在到上海给在那儿开小吃店的女儿女婿帮照看孩子，她的儿子也在那里打下手。
    恍然间却想起了十来年前的往事，心里满不是滋味。
    表姐是我二姑的大女儿，下面有一个弟弟，是我小时的玩伴和死党。二姑父是军人出身的干部，当过县里水电局局长之类的职务。但二姑却一直在乡下务农，是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半边户。这样的家境在我们桂西小县的山村绝对是令人称羡的，表姐高中毕业后虽然回乡务农，也因这样的条件满心思嫁到县城。1977年恢复高考后，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无果后，凭借二姑父的面子到县城水泥厂当了临时工。后来嫁给户口在县城街上的同厂小伙子，便算是镇上的人了，但户口却一直没有从农业转为非农业户口。即便如此，在当时对乡下的同伴来说也是万难求得的福分了。
    我到北京上学、工作后慢慢就失去了联系。老家来人说她生两个孩子后，表姐夫就因病早逝，水泥厂经营不善早已停工，二姑父退职回家不几年也中风故去，家境窘困，她一个人靠在街上做小买卖拉扯孩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某个夏天，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寒暄后便是诉苦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容易，两个孩子都还是农业户口。然后告诉我现在当地政府有个政策，如果交两千多元就可办一个农转非户口，据说将来有招工的机会。她的女儿倒是好说，将来嫁给镇上的人就有行法，儿子怎么办？ 怎么办？不忍之下，只好松口说我给你这笔钱吧，尽管当时这笔钱相当于我当老师半年多的薪水。
   后来听说，那两年是有不少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转非，只是招工招干之类的机会永远是僧多粥少，连干部都纷纷下海，所以很多人无奈之下也慢慢淡忘了花钱办农转非的目的，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到广东打工的到广东打工。
    如今见到表姐，获悉她儿子这么些年也是东奔西跑找活干，一直到上海姐姐姐夫小吃店打下手才算消停一些。关于农转非的事业就黑不提白不提了。这大概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种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方式了。
    对于像表姐这样的乡亲，现在他们已不再纠结是否有没有城市户口，是不是农业户口，关心的是有没有生计，小孩能不能有学校上学，老了病了有没有他们能看得起的医院。
    所谓城镇化这样宏大的概念，在他们这样的当事人看来似乎仍很遥远，他们只会从土地、户口、住房、保障等等与他们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每一次细微变化去感受，去承受，更多的时候是逆来顺受。外出靠劳力嫌取收入，小富即安，回乡盖楼房，传宗接代，青山绿水的土地才是他们的家园，在大城市定居只是个奢侈的梦而已。
    房价越调控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那些大城市打拼多年的白领都觉得购房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当下，让类似我表姐这样的新移民买得起房子，那是痴人梦话。
    有专家认为城镇化进程，最大难点是让这些新移民能够买得起房子，社保、子女上学等问题相对住房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不先下大力气解决，在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同时，社保、教育、医疗资源方面更多向小城镇、乡村倾斜，让他们在乡村、在就近的小城镇安居乐业。
    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 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并强调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这种思路明确城镇化不是单向的农民工进城定居，而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权益和生活。
    所以，专家把更多的视野放在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似乎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