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囗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历任上海长宁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统计局长、物价局长、发展改革委主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曾任上海《法学研究生》杂志主编，上海经济系列高评委委员，获上海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主要从事城市科学、区域发展、小城镇、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城乡一体化、宏观经济、人口老龄化研究。著有《负债经营》专著两本，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近两年已发表美丽乡村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人生短暂，我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把这些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形成一种理论。”“找到这三四十年里，中国城镇化成就的来源，也是为世界贡献智慧。”“哪怕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能让人觉得管用，对城镇化建设有所启示，那就够了。”这是著名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囗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朱建江的肺腑之言。

　　近日，朱建江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曾从政三十余年，历任上海长宁区规划办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统计局长、物价局长、发展改革委主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亲身经历了上海多地的城镇化。他所打造的多个规划方案也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在学界和政界传为美谈。

　　而今，这位“学者型官员”已然完成了向一位学者的转变，潜心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城镇化理论。

　　一切都交给实践来检验

　　在上海，提起上海虹桥商务区旁边的长宁区，人们会纷纷点赞。这片城区1/3是在农田上新建的，1/3是在旧棚户区和工业厂区上改建的，1/3是有机更新保留的，但迄今无论是形态、功能、配置等统统不落后。在上海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这里交通通畅，环境优良，人口适度，生活便利，非常宜居。相比于绝大多数老城区拥挤、污染、不方便等，长宁区堪称典范。而这里正出自朱建江25年前的手笔。

　　“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做人口规划（1993-2020）时，将长宁区规划为70万人，到现在这里人口是69万多一点，可以说与规划非常契合。”朱建江说。

　　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朱建江有着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他的经验来自于实践，再经由实践上升为理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接地气。“城市怎么建，我有着比较多的经历，自己也干过，现在无非是把它理论化。”人口规划是城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大难点，很多专家在这个领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城市范围内的某一个空间中，往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这个空间解剖透彻了，在其他空间也可以借鉴，同样放在整个城市也有相通性，对城市规划可以这样研究。

　　朱建江说：“当年我规划某个区域时，想的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人生活。于是我们就四处寻找样本，跑了好多个区，去了黄浦区，感觉太拥挤，又去卢湾区，后来还去了乡下……通过不断寻找、体验，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人居住的样本空间。然后，我们就调查这个样本的配套、人口密度等，进行各种测算。选取几个这样的样本进行综合提炼，把人口确定下来之后，再把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分配。我们经过实际测算，看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超过多少人，超过这个密度就不再宜居，资源平衡就会打破，环境就会被破坏。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1993年编的长宁区总体规划就明确写出来了——1.8万人/k㎡。你可以说这是经验数字，但通过这个数字进行的规划，实际效果都非常好，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长宁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想解剖自己工作二三十年的中心城市，看当时的规划是怎样考虑的，如何实现它。这里面有哪几个节点是最重要的。”朱建江说，“这里面包括我刚才讲的人口规划问题，还有产业功能区、居住高端功能区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在生态、空间等方面，当时做得相对正确，特别是做好了用地结构规划。当时一直找不到现成的参数，来确定这个用地结构是否合理。在当时的规划中，我把土地分成了三个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配套的。有人问：‘你为什么做这么大的量？’但我坚持不让别人改，一个空间不能仅考虑居住，还必须做好道路、环境等。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划分是正确的，我也问过后来的区长，他也说这个城区发展的特点是特别均衡。”

　　因为偏重于实践，朱建江的很多观点和学术界的一些专家不太一致。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同济大学的教授合作，在很多方面观点不一致，直到现在也和很多学界的专家看法不完全一致。“我感觉教学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用地的结构问题，功能的定位问题，布局方式问题，你至今没有定论，但是我脑子里是有一个定论的。虽然我一开始脑子里也只是一个假设，但我在实践中不断证明它，我现在讲的理论，事实上都是经过校正过的、验证过的假设。”

　　“理论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2018年7月，由朱建江任主编的《城市学概论》刚刚出版。这是一部关于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的学术专著。在内容上，该书着重研究城市的定位、规模、结构、活力、服务、运行；在环节上则主要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划、建设、管理。

　　与大多数专家相比，朱建江更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城市学是典型的跨界交叉的综合性学科。虽然在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这四个环节当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偏重于社会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偏重于自然科学，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明确边界，学科划分只是学术界深入研究和细化教学的需要。因此，应当将这四个环节的相关内容综合在一个框架下汇总分析，推理定义、构建理论，这样不但对城市学本身构建有意义，对相关实际部门、科研单位及读者来说也有耗时少、见效快，认知连贯等积极作用。

　　他说：“关于城市，只讨论规划、建设和管理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空’的，建城市是目的，但发展是源头。发展、规划、建设、管理，这四个内容不是你中有我，而是互相重叠的。必须把发展讲清楚，比如从历史、优劣势等方面，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都要讲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操作方案，这就是规划；针对这些操作方案形成项目，这就是建设；发展、规划、建设当中都有营运问题或管理问题。也就是说，要在发展过程中考虑管理，不是最后才考虑管理问题。”

　　当下，“城市管理与治理的区别”之类话题比较时髦。在朱建江看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如果搞不明白，管理问题就无法讨论。“这个世界是整体的，不是因为你的需要就能把它切成一块块，这样你能解释整个世界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理论还是要还原于实践的。”他说。

　　朱建江认为，还是应该多研究一些基本问题，这比凌空蹈虚更有意义。规划应该既要有前瞻性，也要与实践结合。现在，很多城市规划本子非常花哨，看起来也非常厚，但是一到实施过程中就会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每一任领导来了都要改。他说：“我负责编制的规划本子不厚，但是没人说这些规划不合理。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不管领导怎么换，领导所想要的东西规划里面几乎都有，规划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已经变成现实了。我一直有一个说法，作为一个战略规划，如果领导来了都想改，那么很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根本没有做规划；另一个是：你做的规划的确是不符合现在的需求。而在我编制的规划是‘一张蓝图干到底’，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在他看来，规划必须在进行当中与时间相契合。这需要规划师的远见、有严格的测算以及战略性的思考，需要符合建成过程当中的实践。“挑战一个规划师、战略师的，不是你现在有一个多么宏大的远见，而是你的远见能否付诸实践，并且不断被未来的各个时代所证实。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百多年过去后依旧在验证他的预见。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论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工匠•官员•学者

　　高度务实、坚韧不拔、胸怀宽广，朱建江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朱建江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籍贯是浙江省衢州市，父母亲均为教师，父亲在“文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朱建江只上了五年学，然后做了一名木匠，一做就是十年，也赚了很多钱。高考恢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几个工程师，老知识分子，一段时间接触后，他们说：“小朱师傅，你很聪明，应该去考大学！”他听后一惊：“我不行的，我只上了小学”

　　在这几个老知识分子的劝导下，1979年，朱建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3万里，开阔了眼界，回家后对父亲说：“我准备读书了。”当时，父亲已经平反，在大家帮助下，朱建江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大学及研究生。工作后，勤勉努力，积极进取，历任上海长宁区规划办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统计局长、物价局长、发改委主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因为长期在区县工作，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有关政策法规非常熟悉，亲身经历了上海多地的城镇化。他所做的多个规划方案也经受住了时间检验，期间他出版了《负债经营》等多本专著。他还曾任上海《法学研究生》杂志主编，上海经济系列高评委委员，获上海科技进步三等奖。2016年12月底，朱建江实现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蜕变，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从一位“学者型”官员转变为一位学者。

　　按照我国官员的任职规定，朱建江本来还可以继续在党政机关任职，但他已经决心投身做学术研究了。“人生短暂，我应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留给后人。”

　　在朱建江的理论体系中，“尺度”是一个关键词。他说：“我主编的《城市学概论》一上来就明确，这本书只解决五万人以上的空间问题，五万人以下的空间会有其他书来解决。五万人以上空间运作的基本原理差不多，我在里面讲了很多实证性的内容。城区、郊区、县域等若干重大问题必须在一个固定范围内分析，空间不能打破。一旦打破空间、超出尺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五万人以下3000人以上，就要划到小城镇里。再接下来的一个尺度，就是乡村问题了。”

　　近年来，朱建江主要从事城市科学、区域发展、小城镇、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城乡一体化、宏观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等研究。他也做了一系列关于县域发展、乡村振兴等课题，包括国务院、中央“两办”委托的多个课题，计划各推出一本关于小镇发展和乡村发展方面的专著。关于如今讨论很热的城市群问题，他说：“我认为研究城市群，本质上就是城镇体系问题。城市群无非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在各个尺度上如何进行功能协同，如何使其更为规范。目前国内的学者，在城镇体系方面一直没找到特别好的构建办法。一般来说，城镇体系如果构建得合理，那就是城市群了，要做好各个尺度之间的互相衔接，解决区域协同问题。”

　　如今，朱建江一边吸取世界先进理论，一边致力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城镇化理论。“我希望做一个城区案例，可以用于全国600多个区；一个县域案例，用于我国两千多个县；再做个小城镇案例，用于三万多个小城镇；然后做乡村问题，用于50多万个村。这样就可以从实践的角度，来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别人怎么批判，哪怕看了这些书后觉得有一句话管用，也就够了。或许，有人看了某一句话能有所启发，然后经过自己的把握，形成自己的想法，开拓出自己的天地。”他说，“中国城镇化有三四十年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做研究的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找到中国取得成就的来源，这也是为世界城镇化进程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