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华新民，1954年生于北京，中法混血，散文作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 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

华新民是个蓝眼睛的北京人，她并且强调自己还是一个胡同人。“我不仅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更因为盛过我的那只摇篮，就放在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古都的土地上。”华新民的祖辈、父辈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然而10多年来她却一直致力于反对“现代化、城市化”。这是因为“我眼前正在北京发生的是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伪现代化’。它正在彻底地摧毁一座世上无双的古都，也是我的家园。我反对在北京二环以内进行所谓的城市化，因为这里早就已经是一座城市了，而且是最能反映人类最高城市文明的地方”。

历史名城不需要“城市化”

华新民说，人类历史上城市形成无非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一类是事先规划好的。绝大部分属于前一类，极少的属于后一类，其中古老的如中国的元大都等，新的如巴西的巴西利亚等，这种大型人造城市一般又都选择在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或在已被战争被天灾摧毁的原城市废墟上建造。一般所说的城市规划，从全世界来讲，主要都是或在已成型的城市内部不断进行局部的调整。如果遇上历史名城，很多国家对这种调整又是非常小心的，或者选择在郊区建设新区。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认为城市化应该是渐进和始终保持低潮的，不应该出现高潮。诸如北京等历史名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谨慎，分清哪些区域该城市化，哪些区域是不能被城市化的。她说，“在建设过程中，农村发展成为城市是城市化。然而，像二环以内的老北京,早就已经是一座城市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所谓城市化呢？现在很多城市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对象都包含已经存在的历史名城，但它们不但与现代化没有冲突，与现代物质文明没有冲突，而且一直表现为一种很高的城市文明。我也相信，很多城市在旧城改造之前是很美的，很有特色的，不像现在变成了千城一面。”

她谴责当前一些人认为高楼大厦才是城市，平房不是城市的观点，认为“这是非常荒诞的，也是不值得一驳的”。她批评历史古城在旧城改造时以高楼大厦取代平房的“城市化”做法，认为“这不但没有提高城市的品味，反而把城市曾经拥有的文化和品味拉低了”。她更为旧城改造中用铲车把绝大部分城市中心的灵魂消灭掉了，把每一座城市自己独特的文化沉淀消灭掉了，把属于全民族的珍贵建筑遗产消灭掉了，感到痛心疾首。

“北京老城原来有62平方公里，去掉其中1/3的皇家园林和公园，只有40多平方公里的胡同。现在拆了一半以上，也就还只有20多平方公里了。可是，这20多平方公里还在继续拆。”说到这里，华新民声音有点哽咽。“此时此刻，我们不要忘了在1982年，北京是被政府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是现在，这‘城’在哪儿呢？要知道，‘城’不是一栋房子，一条胡同，一片区域，而是它的整体。我觉得，今天的北京已经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了。”她直言“这实际上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摧残，再不能以任何理由拆下去了”。

她还认为，对于二环以外“旧城改造”中涉及的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楼房，建筑师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来修整这些还非常结实的住宅，，一方面使它们的内部结构适应现在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对外观加以美化，“而我相信住在里面的业主会很乐意集资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开销会远远低于外迁时每个家庭要投入的费用，并且还能留在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旧城改造要注重主体和方式

华新民是旧城改造的强烈反对者，但她也表示，旧城不是不能改造，而是目前改造的主体和方式不对。她说，这个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和开发商的联合体，而应该是政府和一座座宅院业主的联合体——业主管门里，政府管门外。而一些“法学家”更应该清楚他们借“公共利益”所赞成拆掉的每一处“破房子”都是有它的产权人的，是外人尤其是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没有权利擅自处分的市民私人财产。

她告诉记者，事实上，在某些城市新出台的规划文件中，政府自己也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比如北京2005年初公布实施的“2004—2020新总规”中，就在其针对旧城的“机制保障”一条中明确规定居民应该“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但问题是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执行，很多私房业主申请工程许可证遭到拒绝，他们只能坐在自己家里等着别人来拆他们的房子！在全国范围，以房地产开发商为实施主体的“旧城改造”或所谓“危旧房改造”仍在继续向已经所剩无几的古老街巷推进……她还谈到，这种大拆大建正在让城市里的每一块土地都以号称“实现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进行既浪费资源又浪费生存空间的重复建设：不存在市场需求的大型商场一座接一座地建，没必要的楼堂馆所遍地开花，原住民大规模向外迁徙(实际发生的往往是“换血”，而不是旨在减少人口密度的人口疏散)。我们的“发展”像水波一般把人一圈一圈往外撵，把城里人撵到了乡下的可耕地上。她反问，如果不立刻停止城市里的新建，又怎么可能停止对可耕地的侵犯？！

“这直接导致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危机。在这里，我们最不应忘记的，就是自己身在何处，就是自己脚下非加拿大也非美国，而是可耕地只有国土总面积十分之一的中国，是人口为世界之最的中国，是最不应该发生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的地方。对此，我的父亲华揽洪(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早在1983年就曾在《建筑学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开发荒地，建设新城镇”’的文章，建议把新的建设放到荒地和坡地上去，可是他当时所担忧的情况在今天已经泛滥成灾！”

感到无奈的同时，华新民还是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首先建立政府和业主沟通的平台。政府主管部门，尤其是市长，应定期与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老城的民居主人座谈，就老城未来的看法和想法进行交流，因为他们是最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人，这对于政府未来的规划也会有很多启示。其次要实行问责制。十几年来没有一个历史城市的领导，因为在城市建设的时候破坏了文物建筑而受到问责。如果有问责，哪怕先瞄准一两个具体的人，也可以起到全面警示的作用。第三，需要组织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智囊团来做具体的策划，而它的组成绝不能是已陷在既得利益泥潭里的“学者”和“专家”。第四，历史学专业人士，要深入旧城、深入老宅，倾听一家又一家人的故事，再利用网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这些故事。此外，也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

大拆大建源于土地储备制度

采访中，华新民直言，当前各地政府均极力“以地生财”是城市大拆大建的根本原因，取消土地储备制度、取消土地出让金制度迫在眉睫。

她说，自1997年开始试行的土地储备制度从起步时就走入了歧途，全国各地在土地储备中常常跳过“土地储备办法”中“收购、收回和征收”的程序，直接就由土地储备部门组织的实施单位(通常是看中该地块的开发公司)拆除众业主的房子，把本应该制定的收购土地产权的合同改变为拆迁现场上的“拆迁协议”，并在现实中经常照此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土规定”操作。生地出让泛滥的同时，各地政府欲储备的范围也是无边无际的。为此，近年来有关的拆迁公告上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名目，如“旧城改造”、“整治城中村”、“绿化”、“消灭边角地”、“排危解困”、“环境整治”等。而待到拆光了进行“招拍挂”之后，一转手还是让土地落到了房地产开发公司手里，所谓“储备”只是走个过场，完全背离了储备土地应用于公共利益的初衷。

另外，她认为还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对产权的认识和理解。“当下的一个荒诞现象，是众多房主认为房子下面的土地是不属于他自己的。可是，房子和土地是分不开的，在物理、法理、天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上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房地产才会叫做‘不动产’。但21世纪的中国市民却认定自己不拥有每天踩在上面睡在上面的土地。如果真的是这样，政府为何还要要求为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房屋保存好其产权人的地籍证书和资料呢？又为何国土资源部在其数份文件中称业主们为‘土地产权人’呢？”

她表示，近年来建立的土地储备制度之所以没有在它每次引发剧烈社会冲突之前让一般民众在意，正是因为大家心里认定自己已经不再拥有土地，因此想都没有想到地方政府要拿去“储备”的土地在进入“土地仓库”之前，其实是不归国家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这些“土地仓库”原本是空的。

为此，从1998年至今，华新民一直在大声地捍卫私房主的财产权，力争让更多的私房主了解自己对土地与房屋的权利，这也被认为是她最尖锐、最敏感的部分。

华新民说：“事实上，城市土地‘国有’是1982年宪法以后的事。上个世纪50年代初，城镇私房主仍拥有房地契，后来换成了新政权的房地产所有证，此证‘文革’中被红卫兵逼迫交给了房管局保管。80年代土地‘国有’之后，政府并没有为城市土地做变更所有权的手续，所以私有地产并没有过户到国家名下。20年后，北京开始登记做‘土地使用权证’，但只有一部分发到业主手中。现祖宅私房主拥有的是直接来自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自然享有的（非国家出让和划拨）永久土地使用权，这是有价格的，是他们的土地财产。”

她建议：1、撤销土地储备机制，国家为公共利益进行建设尽可直接依法实施对土地的收购和征收。2、改地方财政以土地出让金支撑为税收支撑，一方面能够以“细水长流”替代“一锤子买卖”，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政府与部分私人(房地产开发公司)结盟。3、停止“土地使用权”这个已经使用了近20年的用语，而以概念明确的“私人土地产权”代之。建议为商品房业主颁发“土地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并向1982年以前的祖宅业主返还“文革”中被迫存放在房管部门的“房地产所有证”。4、全面检查在已有权利人的土地上进行重复登记的情况，撤销无效登记。由于重复登记的情况在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最为普遍和严重，此举在尊重私人财产的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属于全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5、全面检查已经入市和即将入市的土地之来源，撤销没有签定过“土地收购协议”的上市土地。

永不言弃的胡同保卫者

1954年华新民出生于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后于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远走法国巴黎生活，后去香港。1997年，华新民随在法国驻华公司工作的中国丈夫回国一段时期后，忽然发现北京已在大规模地拆除胡同。“我觉得我不能眼看着一个独特的北京城毁灭，变成世界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平庸的现代都市。”在了解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后，她向北京市和中央领导上书，希望停止拆除胡同。同年秋，华新民开始只身细致地在正被拆除的劈柴胡同和史家胡同一带进行调查，观察四合院建筑的现状和了解居民的想法，并把调查结果形成文字向北京市政府领导上书，呼吁停止拆迁并对北京古城实行整体保护。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华新民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眷恋，她认为这些建筑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她认定自己的使命是要保护北京的文化，而非单纯地保护传统建筑。她要求把北京城胡同格局与所有尚未被拆的四合院，分毫不差、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然而，这一想法非但没能得到实现，反让她赢来“一个极端激进与保守主义者”的称号。

1988年3月初，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房主人赵景心邀请华新民到他的被画上“拆”字的明代四合院来看一看。22号院在随后的两年多当中成为华新民与舒乙、王军和方可等文保人士的“根据地”，也被认为是“胡同保卫第一战”。尽管华新民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制止对该宅的拆除，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曾大量见诸于报端的呼吁唤醒了不少民众的文保意识，很多后来加入文保行列的人士都对这座宅院记忆深刻。

随后的数年，北京的胡同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成区地倒下。华新民因此从一个全职太太变成专职胡同保卫者。她经常试图去保护一座座被打上“拆”字烙印的四合院，投书相关部门来阐述古城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在各类媒体上撰文宣传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价值。从2004年开始，在意识到任何一条历史街巷和所承载的文化都不可能留存在被卖掉的土地上，华新民开始认真研究半个世纪以来的相关法律，尤其是关于老宅土地产权的法律，并在多家媒体发表文章若干篇。2009年5月她出版了《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该书除了字里行间向人们描绘了胡同之美，还被认为是一本普及历史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书。华新民在尝试通过普法来遏制各地方政府出让历史街区和历史城市的土地的欲望。

因为受她感动而决计投身制作胡同复原图的郑希成认为:“最后的北京城要是保护下来了，应该给她塑个像。”为美术馆后街22号院辩护的律师吴建中也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屡战屡败，我们都有些心灰了，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凡是与胡同有关的任何事，她在任何时候都不知疲惫。”

每座老宅院都是一本书

“每个四合院都有故事，每座老宅院都是一本书。它有着历史的沉淀，蕴含的文化不仅是建筑，还有房子里的人，以及空气中所有的一切。北京人和北京的传统建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那么，这个在胡同里出生的蓝眼睛的中国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14年，我的祖父华南圭在北京市东城区的无量大人胡同购买了两块荒地，并自己设计建造了两栋相连的花园洋房，中西合璧，非常的漂亮。他考虑到生活的舒适，所设计的地下室稍高出地面，这样房子就不潮了。另外房子里暖气和卫生间等设施都很齐全，他还曾经在当年他写的教材里面讲述这些设计，并且拿家里的锅炉做案例。”华南圭是清末留法学生，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和建筑师。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北京工务局局长等职，是北京市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解放后任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与第一总建筑师梁思成共事。     

“屋子外面是个美丽的花园，里面还有小假山。今年已经97岁的父亲两岁的时候住进这个院子，在这里长大。我是在1954年出生在那儿。奶奶是个作家，她经常在家里组织文化沙龙，客人们会在院子里面喝茶、聊天。在抗日战争期间，爷爷去了法国，院子就空下来了，还一度被川岛芳子霸占过。二战后，爷爷坐船回来，又回到这个房子，我父亲1951年回国后也回到这个房子，自此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住，58年后出租的部分又变为由国家代为经租。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为修房暂时搬离了自住房，但文革中被房管所擅自拆除后建成了简易楼。”

华新民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父亲就开始委托她要回自己家那两栋经租房。尽管在和有关部门接触中也经常被“踢皮球”，但是她仍然很有信心能够要回自己的房子，因为她在网络上收集了不少其它省市退还经租房的信息，而且她从东城区房管局复印了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她家的《房地产所有证》。以现行的法律，足以证明华家对这栋房子的所有权。

“结果2004年11月，我看到无量大人胡同贴着政府发出的布告说这里即将拆迁，我一下子就慌了。”让华新民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在北京市房屋土地权属登记事务中心信息网上看到，自家宅院所在的胡同已经被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东城区支行。

当时，北京著名的果郡王府即孟端45号院正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华新民决定先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院落的保护上，但是很快，这座精美的古代建筑变成了废墟。当华新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头保护自己的家园时，她发现已经晚了。“他们太快了，我本来以为先把孟端45号院的事情弄完也来得及，没想到他们拆迁的速度会这么快。我只捡到了一个瓦片，至今还在我家中。”

“拆到自己家的时候，我特别能够体会到‘拆’这个字的重量。看着工人们一下下砸下去，我也一下子体会到了别人家被拆除的滋味。拆毁之前我回到老房子，一间一间地看，我觉得我能触摸到自己的过去和家族的过去。我现在感到很绝望，很愤怒。”她告诉记者，她已经在北京市人民法院上诉了，但是还没有上诉到最高法院，将来不知道结果如何，她说希望一切都是透明的，她和父亲都是不会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