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整个改革停顿，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面，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约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的进展是最快的。

　　1992年中国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这固然有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诸多客观原因，但改革是绕不开的。目前我国改革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很明显，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落实不了。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弥补这个“缺憾”，把改革引向深入。

　　回头来看，这个“缺憾”是受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成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他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对稀缺的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手段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来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同时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很狭小。

　　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互相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管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生意就没法继续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与社会追求的一个目标。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国企在很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另一个就是法律不健全。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行。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该不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的下一步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即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就有部门提出，国企要对七个行业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也要实现相对控制。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10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电厂现在不愿发电，这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都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的，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近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困难时，反而畏手畏脚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避免CPI（物价指数）上涨。如果都是这样，那改革就永远不可能继续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