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昨日披露了大儿子张启刚留下的一份简单遗书。遗书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6月13日《新京报》)
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死亡事件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对于其死因,从最初的生活贫困翻转到了亲情和关爱的缺失。梳理媒体报道,四个孩子日常生活和物质上的贫困基本被排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惨痛事件的发生呢?
解读这一问题,确实有些杂乱和庞大。但是,仔细梳理一下,还是有章可循,首先,为了改善困境,农民不得不抛家弃子入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于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问题在日积月累中发生了巨大问题,说白了,就是城市化进程遗留下的欠账。
其次,对于偏远山区贫困儿童心理的关爱,在政策方面付之阙如,尽管有许多社会组织、公益人士倾全力而奔走,毕竟精力有限,因为交通、资金、信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些大山深处的偏远地方根本不可抵达,长期以来形成了贫困的孤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物质方面的贫困通过体力犹可争取的话,那么,心理方面的贫困,就不是通过体力所能达到的。一旦心理问题出现障碍,其它可全部归零。这一点,我们可从毕节死亡四兄妹之一的大儿子张启刚遗书中看出:“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这是真实的“心已死”。
此为主要问题,其它还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农民工子女入学、长久的亲情疏离、经济主导下的人生价值观等诸多问题叠加到一起,成为压垮乡村留守儿童脆弱心理的根源。所以说,留守儿童心理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这也正是所说的大问题。
那么,如何来救赎留守儿童?无论对农村教育、农民工入城的福利待遇、还是子女入学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但要完成历史欠账非一蹴而就之功。当务之急,一是完成对留守儿童的摸底排查,需要跟随监护人进城入学的,责令学校与城市孩子同等入学,无条件、无能力跟随监护人入学的,建立留守儿童救助机制,由当地政府牵头,设立如“留守儿童之家”之类的公益心理辅导机构。
二是建立健全儿童监护人问责机制,如“常回家看看”一样进行立法,对于长期不能与孩子在一起的直接监护人,在发现问题时,政府有权力按政策责令其无缘由关照孩子,若在限定期限内不能照顾孩子的监护人,根据儿童权益保护法进行训诫教育或处罚。同时,委托学校和村委会及上一级政府组织及时关注这些留守儿童,给予及时救助。
另外,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加入到关爱偏远山区贫困孩子的队伍中来,特别是一些医疗、心理机构,对留守儿童心理做出心理干预和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