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侯虹斌在评论文章《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中，谈到“就是因为太贫穷，他们甚至连是不是要生，怎么生，也是没有能力规划的。”确实，毕节这4名孩子的父母因为贫穷，不仅无法给生育的孩子以起码的生活保障，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办法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比贫穷更可怕的却是疏离。

  也许毕节的这4名自杀的留守儿童被媒体关注，使整个社会惊愕。但促使他们自杀的因素或许不是贫穷，而是绝望，因为长期亲情的疏离而带来的绝望。他们的自杀令人心痛，但更令人心痛的应该是他们自杀前的挣扎，他们的母亲在哪里？他们的父亲在哪里？这种绝望中的挣扎才是这个社会最可怕的。无法想象几名儿童，会出现这样绝望中的挣扎历程。

  在每一起悲剧后面，往往都有着更多挣扎在绝望中的留守儿童们。从心理学角度，一个儿童，如果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那么，他们将无法建立对世界的安全感，也难以培养对社会和他人的亲和与亲密，他们将变得疏离，对世界、社会、他人的疏离。

  那些留守儿童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一出生开始就本能地依恋父母，寻求父母的关爱，直到成年；而父母，特别是母亲也本能地有着照料孩子的天性。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幼儿期就不得不忍受与父母的分离，同时祖辈又不足以给予他们替代的关爱，那么他们就几乎难以避免会出现安全感的危机，这将使他们在成年后更少亲近社会的倾向，更多对社会、他人的不信任和敌意；他们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更容易陷入无助和沮丧中，他们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抑郁和社会退缩，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愤怒和侵犯以及更激烈的反社会行为模式。

  当留守儿童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时，因为他们家庭经济水平的桎梏，很难得到妥善的对待和积极的引导。因此，他们同时也更可能是中学教育中被教师放弃的那部分学生。他们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还不仅仅是父母的关爱和依恋的满足，还包括缺乏积极的行为引导，所以他们也更可能有许多被同学、同事所鄙夷的坏习惯，甚至更容易因懒惰、撒谎或其他行为过失而被社会所排斥。

  造成留守儿童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所以，试图通过学校或家庭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缘木求鱼。那些挣扎在失望中的留守儿童数以千万计，而阻止他们与父母骨肉团聚的，则是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当有朋友感喟像毕节这样的内地偏僻农村只是“前现代”文明，其实一些城市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农民工与孩子们共同生活，也同样只是“前现代”文明。

  有时候，问题的解决异常简单，却常常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尊重那些因为贫穷而在城市里面打拼的外来务工者，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公正对待，哪怕是容许他们居住在最简陋的棚屋里，容许他们的孩子接受最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留守儿童”现象就不会再成为一个“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