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开始严管广场舞蹈，去年央视也报道过大妈们在南京六尺巷广场跳舞，引发邻里不满事件。不过，光靠“堵”解决不了广场舞扰民，这里面有几个公权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广场有很多，需要分分类。

    豪无疑问，广场是公共设施，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广场需要区分不同类型，有的广场政治性很强，集会、庆典、阅兵；有的广场生活性很强，休憩玩耍、喝杯茶、下个棋；有的广场专业性很强，踢球的体育广场、演奏的音乐广场、推销商品的大卖场，等等。广场有不同功能、作用，在规划选址、建筑设计、运营方式上都会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当然有些广场可以有综合性的功能，但再综合，也要明确这个广场的主要功能和类型。老城居民区中间的广场，从城市规划原则讲，不应该定位为随意唱歌跳舞的广场。

    所以，城市广场能不能跳舞，关键看这个广场是怎么定位的，是哪个类型的广场。如果是不能跳舞的广场，真跳了公安机关自然要干涉、要处罚。

    第二，如何既让舞者高兴，又让居者舒心。

    大妈、大伯从锻炼身体、从丰富生活、亦或从个人嗜好，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聚在一起跳舞都是一个群体的合理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舞者的公共权益。实现和保障这个权益，其载体至少要有个空旷或宽敞的地方。在农耕时代，找个山坡上的平坦荒地就行了，像过去电视上播出的安塞腰鼓。可如今的城市时代，你让个人实现或保障公共权益已经变得不太可能了，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当公共服务不足、城市没有适当广场的时候，大妈大伯到六尺巷广场、到城市广场跳舞，就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大妈大伯的公共权益。但是这个公权又不能以牺牲其它居民的生活权益为代价。

    平静的生活是六尺巷和六尺巷周围的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居民的基本公共权益。孩子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老人需要一个安静的养生环境，中年人忙碌一天也需要回到一个安静的居家环境。广场上大妈大伯的舞蹈队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甚至高倍功放、震耳欲聋，严重扰乱了居民的平静生活，损害了他们的公共权益。

    第三，政府应购买公共服务，保障舞者公权。

    舞者需要广场，居民需要安静，如何保障这些公权？从根儿上说，还是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调动社会积极性。

    既然有唱歌跳舞的公众需求，那就建设好音乐广场，通过优秀的规划设计和吸音材料，使音乐广场的噪音降到最低，满足大妈大伯集体跳舞的需求，矛盾就没有了。

    有些广场能改造的抓紧改造。城市中很多广场，面积很大，过去只讲气派和形象了，地面全部用石材或地砖做了硬化，没有考虑唱歌跳舞的功能。对此，可以种草种树，在大妈大伯跳舞区域用吸音棚布等做些围挡，请专业人士重新调整、架设音箱的高度和角度，使广场音乐的音量能够降下来。

    那些不能唱歌跳舞的广场，必须做出明确规定。老城中心居住区建筑密度、容积率都很高，只能供大家出来坐坐、透透气、聊聊天、下个棋，唱歌跳舞一定挠民。对这样的广场，政府必须做出规定，建立制度，约法三章，这也是公共服务。具备一定唱歌跳舞条件的广场，也必须规定什么时间可以唱歌跳舞，什么时间不可以唱歌跳舞。通过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权益。

    城市居住区附近，机关、企业单位自己的院落里都有小广场，条件好的还有自己的剧院。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办法，买断一定时间的场地空间，免费提供给大妈大伯使用。（作者为公共服务学者、《公权市场》一书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