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横山县赵石畔镇，一个叫驮巷村圪洞峁的村庄，占地近2平方公里，原来住有30多户200多村民。如今人去村空，500多亩耕地荒芜，只剩下50多岁的王明厚和高生花老两口守候在这里，粗放地种着50多亩地。

    四川省达县金石乡，一个叫柳潭村六社桐子园的村庄，青壮年陆续走出去寻找新的生活，留守老人一一被时光消磨。140多口人的山村，如今只有70多岁的汤明孝和老伴李仕芬依然生活在这里，陪伴着每年都在倒塌的几处院落。

    这样的村庄早已不是个案。我是农民的儿子，深深地意识到土地对于我和家人意味着什么。全国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居住着两亿多农户，平均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仅为发达国家的1/80到1/60。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守着零碎土地过日子，世世代代面朝黄土靠天吃饭。到头来，他们还是没有选择脚下的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流淌过他们的热泪和汗水的土地，终究也没能给他们想要的幸福和安详生活。

    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表明， 贫穷一直是这些废弃溃败村庄的底色。农村贫困家庭，大体上有这样几类情况：老年无子、五保户；重病、大病、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照顾重病人、未成年孩子、老人，无法外出打工；孩子上中学、大学拖累家庭贫困；主要劳力死亡、离异和失踪等导致返贫。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农家子弟不带任何留恋地奔向了广东、浙江、江苏和北京……我了解到，四川省达县有40多万外出农民工，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年轻人都走出去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20日发布的数据，城镇常住人口7.4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这是数字意义上的城镇化率。近似的城镇化率增幅，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我国仅用了25年。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规模，更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速度，这对于正在推动的大国治理无疑是个艰巨的智慧考验。

    值得细加分析的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常住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有2.98亿人，占39.78%。他们在大小城市就业生活，尽管没有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也没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市民待遇，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农村，不愿意窝在那个称为“家”的地方。这正是我这些年的忧虑所在，农村空了，城里满了，一空一满之间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细微末节。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城镇化率的真正意义，是为农民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是让农村聚居点繁荣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农民受损、农业衰败和农村凋敝。因此，我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采取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的谋略，让农民在家门口享有同市民相当的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走出一条农民生活现代化、农业生产企业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的新路子，实现城乡共同进步，提升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应解决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城市，甚至具体到了平均每年2000万的规模，认为这样就可以到2030年基本消化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的4亿农民工。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如果按此建议，每年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实打实地投入两万亿元。我认为需要全面评估这类意见，只有真正弄懂新型城镇化这个大战略，因势利导，善加运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可能有一个稳妥厚实的良好开局。

    有一位市长对我说过，按照他这个市现有的财政能力，让全市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面小康水平还勉强负担得起。但如果把150多万外来农民工加进来，他一点招也没有，因为超出了一座城市的实际承受力。我与这位市长认真讨论过，逆城镇化可不可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选项，甚至作为超越旧型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这个过程正在呈现的典型特征就是，城市人口为了逃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生存生活压力而主动向乡村流动，在乡村与农民共同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生活重新繁荣。

    我曾经上报过一个材料，农业作为立国根基的战略产业，至少需要两亿45岁以下的劳动力。否则，谁来种地养殖？13.67亿中国人的饭碗里盛什么？我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中，适宜城镇化开发的国土空间约为180万平方公里，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空间，今后可用于新型城镇化开发的国土空间仅有2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部国土空间的3%。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鉴于土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我认为很难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把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设区的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个重大判断上，我建议多一点相互尊重，少一点自我正义；多一点相互包容，少一点偏见误解。

    村庄，是中华农耕文明自伏羲、神农以来延续七千多年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农民才能读懂中国，村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浓重缩影。所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源自于此展开的大历史叙事。

    当国家治理翻开新的一页时，58.8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正走在一个转折关口。我认为，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三组基本关系需要重新作出制度安排。这个安排里有阵痛，有迷茫，更孕育着希望。（彭真怀 新常态智库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