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坚持以人为核心，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改革面临成本难题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认为，总理报告里提到的城镇化改革方面的内容虽然只有几段文字，但是信息量依然很大。吕斌说，户籍改革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去年他调研了北京近郊城乡接合部的农转非人群的难点和障碍，包括集体资产处理，这绝非一件易事。

　　吕斌分析，农村人口市民化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做很多工作，成本也很高，比如就业、安置、社保等方面的对接成本。谁来负担这笔费用？比如，北京郊区农民则需要由乡镇来交，困难非常大。

    吕斌表示，外来人口落户还需要提供大量就业。目前，广东上海北京需要靠积分落户，这需要外来人口达到有正常工作、连续纳税、有固定住所等等条件，才能积累积分，但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不是很多。

　　解决城市病不是简单治堵

　　吕斌认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解决城市病是难点。因为城市病不是简单交通拥堵造成的，具有复杂的机制性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越发展耗能越大。另外，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不够重视。不能只追求眼前的发展目标，还要追求发展质量，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

　　吕斌还表示，当前，年轻人的行为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生活在虚拟世界，依赖手机，行为的变化潜移默化会影响到城市实体形态，包括交流模式、购物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智慧城市要利用现在的网络技术，研究大家的行为模式，充分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

　　人口向地方中心城市聚集

　　吕斌表示，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带来了很严重的城市病。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城市建设水平有关系，城市建设风貌存在一些怪现象。建设完了以后带来交通问题，房子盖了很多，但总体凌乱，环境问题一大堆，市民生活压力也很大。

　　吕斌说，我们国家行政体制比较复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镇村。有些镇人口非常多，例如东莞市，下面就是镇，一个镇几十万人。由于仅仅是一个镇，因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限就会受到约束。现在看来，我国并没打算将特大镇设市。其他特大镇扩大权限，社会治理能力和权限是有关系，去年12月已经调整我国设市标准，标准有所提高。

    吕斌表示，从报告内容分析，人口将不会再集中到超大城市，而是将分散到地方中心城市和镇，转移人口安置。中国地大物博，从国土安全、生态安全、地方文化的延续来讲，都往大城市挤，效率并不高。“就近城镇化，这个办法是可取的”。

    吕斌说，最近几年城市群炒得很热，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几座城市在功能上联系非常紧密，以中心城市带动其他周边城市，其他周边城市支持中心城市发展。他说，任何中心城市要单打独斗都没有可能，上海、北京、广东、香港都一样，要有一个合理分工，不可能样样精通，只能跟周边合理配置相配合。最终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很多人在中心城区工作，但居住在周边城市。有序推进几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共享，在机制上淡化行政区划分界，建立同城化共享机制。另外，城市群中城际间的大运量轨道交通应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