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下经济增长原动力衰减、新动力尚未接上的局面，人口变化无疑是根源之一。首先，表征人口红利的低扶养比自2010年起快速上升，老龄化的到来，使有利于经济剩余转化为储蓄的人口条件正在失去。由此，无限供给的储蓄推动资本形成高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其次，在人口和经济部门“二元结构”下，每年约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制转往城市工业生产领域的速度在迅速放缓，“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升速度超过城镇职工，导致塑造我国比较优势的低成本在迅速退去。

　　按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口红利消失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模式的式微，经济增长最终会回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转型。

　　要素在城市积聚后，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品需求下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工业资本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下降，低端制造业就被迫要向外转移，或者转型升级到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重新配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倒逼机制，这是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一般路径。但我国由于长期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使本来不盈利的项目盈利，再加上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政府长期干预微观领域，人口红利消退和资本形成下降倒逼技术革新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效果不彰。

　　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的研究，1982年至2009年，我国GDP增长中，资本形成贡献了71%、劳动投入贡献近20%，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到10%。因此，30多年高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可观的资本边际报酬，而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资本形成也不可维持，可能会出现增长源泉真空和经济失速。国家之所以将新型城镇化作为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就是看中了城镇化在要素重新配置上的综合载体作用。

　　城市（镇）化是工业化推进的自然结果，由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推动的工业化，产生了人口、资源在城市积聚的效应。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镇）居民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下降，对于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将上升。而且，人口越积聚，不仅服务业的需求越大，而且服务业门类也越齐全，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到全国各地的餐饮，演唱会、音乐会、足球赛等才有市场空间的原因。

　　工业化推动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3年的53.7%，年均1.4个百分点，超过发达国家城市化时期年均0.6个百分点的水平。但是，人口在城市积聚的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尽管第三产业增加值去年占GDP的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这更多是由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用尽，第二产业快速回落所致。而且，同期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70%以上，比我国高了近30个百分点。尽管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的高水平，是大型经济体的两倍，但1979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3.72%，而2008年至2012年则下降到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了城市，但积聚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在于这些人群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无法获得户籍所承载的城市公共福利。“农民工”的称谓恰如其分，他们的身份既是城市工人，也是农民，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讲叫“悬在半空”。可以说，过去30年，虽然有2.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但人口红利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我国人口红利消退既有刘易斯拐点的影响，但更多还是既有的人口转移没有将红利释放出来。

　　由于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其消费潜力不可能主要在城市释放，城市人口增加了，但服务业增加并不明显，而且一直在低端层面徘徊；出于养老的考虑，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都汇回到农村，用于子女的教育和建房，无法缓解老龄化后储蓄下降对于资本形成的冲击，城市（镇）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的规模效应和成本分摊效应无法发挥；由于一直停留在低端制造业，高达75%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无法承担制造业升级重任，更无法以高素质来延长人口红利。

　　新型城镇化之所以强调“人的城镇化”，将核心定在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融入城市，新增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在于充分释放人口红利，不仅包括新增人口红利，更在于将被禁锢的人口红利释放出来。人口红利的第二次释放，不仅能缓解资本形成过快下滑，避免增长源泉真空和失速，而且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释放对于产业转型的倒逼机制，清退低端过剩产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将城市积聚效应充分发挥出来，让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源泉。这时，尽管经济增速下降了、人口老龄化了，但经济失速、失业率上升、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困难等阵痛会顺利被平滑，经济也会顺利过渡到“新常态”。

　　本质上，3亿农业转移人口从“悬空”到“着地”，不仅是对我国以往违反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般规律的纠偏，更在重塑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