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智力劳动的创造物，它以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内容表现出来，可以作为文化生产的原材料或文化生产所必需的条件，经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或经营活动为人类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文化角度来思考，文化资源、文化产业与城镇化建设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国际视域对此给予解释和说明，不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且对当前我国推动城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价值。

　　活化文化资源

　　城镇化建设中，强调文化规划和文化服务是城镇化建设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伴随着我国10多年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房地产行业扮演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角色地位，因此正确理解城镇化中文化的功能地位和活化功能，尤其具有针对性。

　　城镇化建设不是人为的“造城运动”，而是一个产业发展带动相关元素集聚的自然过程。我国工业化率对于城镇化率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除了城乡二元乃至于城市本身的二元结构制约外，归因于房地产开发的硬件设施建设并没有与产业、资源环境、生态保护、文化服务等因素密切结合发展，由此在地方上出现了很多“鬼城”“死城”和“睡城”。

　　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文化内容和服务提供、文化消费的引导等都必须作为推动城镇化建设中的必选项加以考虑，没有文化环境营造，没有文化活动内容，没有文化传播与形象塑造，没有文化发展创造的城镇化就不是新型城镇化，也不可能建设成宜居的城市。

　　文化生态平衡的推动力

　　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城镇应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平衡，把城镇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功能转变成知识经济时代的服务功能，把城镇由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和文化集镇。城镇化建设必然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布局的塑形，生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因此，如何传承原有文化，创造新型文化内容，维护一个新型市镇和社区的活力，是推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课题。

　　文化生态是一种结构性存在，既包含由于历时性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有意义的场所，也包含凝结着时间价值形成的空间关系，特别是一些有形文化建筑的空间布局。这种文化因素的时空布局具有稳态化特征，城镇化建设中很可能对既有文化生态造成毁灭性破坏，这种文化遗产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复原。建设性破坏成为城市建设的致命伤，也成了文化发展的灾难。

　　怎样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中如何保护好当地环境和地域文化传统及特色？也正因为没有文化空间布局的考量，城市宜居成了奢望，西方工业化时期城市生产性功能弱化不断变迁发展的进程，到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却得到了放大性强调，城市服务功能不足，没有成为一定区域文化服务、信息聚集传播中心的角色，城市文化创造和活力不足，制约了发展内生动力的成长。

　　比如在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中，各地秉承了工业经济发展的惯性思路，产业进园区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建筑本身的建设，然后招商引资，实行房东式管理模式，园区也仅是一个生产性空间，功能单一，而没有很好的与社区、文化消费、时尚生活结合，难以成为文化活动场所，对城市文化创造和传承带来的活化作用极其有限。这就是典型的忽略了文化园区建设与既有文化禀赋传承嫁接，融入并产生新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结构性问题。

　　完善的文化产业园区必须实现多功能复合价值，成为城市文化生态链条的一环和文化功能区空间布局的新组成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的“新乡村再造运动”中，基于恢复美丽乡村，政府在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基础上给予完善建设，接续上了历史时序中的文脉。城市化进程除了大都市和城市群（圈）建设之外，也要关注小的城镇建设，而其中文化因素和文化资源的活化往往成为城镇复兴的重要动力，也是把隐性文化生态唤醒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依托。

　　特色文化强化城镇个性

　　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面，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和特色文化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城镇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转移和新的聚集，尤其要在村民变市民、农村变社区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既要保持原有文化的连贯性，又要及时注入新的文化内容。要关注并利用好不同的文化元素，发展联系紧密的文化产业，让特色文化成为培育特色城镇和社区的引导性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和城镇起着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的功能作用。

　　国外有很多依托移民文化，打造特色移民社区城镇，从而激活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例。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惠顿，这里是华盛顿地铁的终点站，因为对移民多元文化的重视和利用，使惠顿成为多元种族文化中心，协助移民建立社会服务体系从而促进了城市中心地区的振兴。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城镇化，如果借助于文化资源，特别是特色文化产业，可以解决城市产业升级或转型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1970年代的英国，因为很多传统产业转移到海外，或受产业自身升级的影响，过去产业类型较为单一的城市出现了衰落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如何寻找合适的替代产业重振经济，如何带来城市更新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就成为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城市管理者的现实命题。但英美等国都从文化经济中找到了部分解决问题的答案。借助于文化产业的不同类型，英国通过培育社会公众的创造力和审美力，发展创意产业，实现了工业经济向文化经济的转型，获得了城市复兴的新动力，古老英国华丽转身。如今，英国的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创造产值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类型，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载体。

　　发达国家如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中大国，应学会在城镇化中挖掘利用好文化资源，借助于特色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方向，增强城镇特色和个性，在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建立我们的新兴文化名城。这既符合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中小城市文化产业日趋专业化，产业分工出现了区域化，也符合我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国务院2012年12月发布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产业链完整、规模效应明显的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加快特色文化城市建设。这一点在中小城镇更具有实现的基础和可能，在中西部民族地区，很多历史形成的专业性特色文化村镇，就可能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演变成特色文化产业集中的城镇，在保留延续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拥有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文化、人群、信息的汇集，走上发展产业和推动城镇化的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