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指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9月16日中国政府网）

　　如果我们要列出一些考察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社会的指标，其中有个指标是不可遗漏的，那就是“城镇化”。这是一个从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商业、服务业为经济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

　　很多人愿意从经济层面上解读城镇化的作用。比如，城镇化对相关行业带来的历史机遇，城镇化对内需的极大提升等。但这种纯经济的思维很可能误导城镇化的政策选择，使得其走上一条只追求“看得见”或发展速度的道路，甚至成为不顾产业现实、缺失身份平等观念的盲目“造城”运动。

　　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急于人为提高城镇化比率，人为推动城镇化。在发展速度上，出现逼农民上楼、进城，通过粗放的方式大造新城等“大跃进”行为；在价值取向上，把城镇化简单视为卖地建房的房地产化，而不是真正让农民融入城市；在具体路径上，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一厢情愿的形成所谓的乌托邦式的大、中、小合理发展的城市化格局；在历史文化传承上，热衷“大拆大建”，让历史和文化湮没在城镇化狂飙猛进的烟尘中。

　　拉美当年失败的城镇化道路，殷鉴不远。“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造成混乱；大城市出现了大批非正规住宅和贫民居住区（贫民窟）；城市中逐渐形成一个‘边缘群体’或‘边缘阶层’。超前和过度城市化造成自然、社会和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拉美的城镇化是在相对短时期内实现的，缺少统筹规划，致使城镇化进程充满“无序”和“混乱”。

　　“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这种“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才符合“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规律。

　　当然，除了执行“要公布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探索实行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把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具体要求外，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而且是打破以户籍为藩篱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站在国家现代化和历史的视角，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绝非仅是经济结构的变迁，更是观念和制度的转变，是通过改革和废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制度，在社会的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公民社会，实现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伟大跃迁。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问题等待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发展潜力。寄望新型城镇化释放巨大红利或许会成为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