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人物简介：1955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市计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到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折合美元9.18万亿美元，人均GDP6750美元，按照世行2012年标准衡量，中国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

一、新时期中国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转型任务
   
    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党中央国务院给我们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应该是下一步我国要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最终让城乡居民过上同发达国家居民一样的好日子，享受充分的生存发展权利。中国能不能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还要看能不能实现结构转型，而实现结构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能否如期推进，构建一个与发达经济体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

    根据国际经验，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如果结构转型不成功，经济增长将长期徘徊不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曾经指出，一个经济体一旦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它无法在经济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跨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风险。经济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带领自己的人民，成功从低收入国家水平迈向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真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就是少数迈进高收入国家的成功案例，其他国家像拉美、南亚、非洲许多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无法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少数国家之所以能顺利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关键是他们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比如说日本、韩国之所以能成功，一是需求结构转型成功，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很高；二是产业转型成功，服务业比重高，制造业实现了高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三是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已经形成，城市化得到及时推进。而工业化起步比韩国要早的巴西，在20世纪70-90年代在结构转型方面出现了许多偏差，没有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巴西在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好的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快，中产阶级成长迅速，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可以预见，巴西会先于中国进入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因为已经具备了一系列条件。

    据此，笔者对世界现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结构进行考察发现，目前凡是已经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绝大部分国家经济社会结构都具备了两个70%和两个60%。即在需求结构中，消费率在70%以上，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60%以上；在社会结构中，城市化率在70%以上，中产阶级达到60%以上。这四个指标都是结构问题，结构转型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中国要想达到上述指标，必须实行以下五个方面的结构转型。只有以下方面的结构实现转型了，才能够具备迈进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的条件。第一，支持需求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应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化；第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应实现产业发展由过去的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制造为主向中高端制造为主转变；第三，支持资源要素结构调整，最终应使中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第四，支持社会结构转型，应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社会(市民占大多数的社会)转型，人群结构向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中间大两边小)转型；第五，支持政治结构转型，应推进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变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创新，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政治权利结构，让城乡居民有充分、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创造制度条件。可以看出，要完成这些结构转型内容，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挑战。

二、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当前，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既有的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我国周边因历史原因与日、韩、越、菲、印、马等国在岛屿、海域存在争议，在新时期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在美国怂恿下在争议岛屿、海域不断挑起事端。为此，周边国家纷纷开展军备竞赛，美国趁此也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试图与亚洲盟国联合对中国构成“合纵”包围圈。面对这种变化格局，我国周边政治军事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危险，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误判和擦枪走火事件。另一方面美国正在谋划“两洋战略”，推行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意在重构21世纪全球贸易新规则，在全球贸易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如果我国应对战略失策，将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面对这些变化，中国必须拿出相当大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资源来应对这种变化。而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只付出了很少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就能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及既有的世界自由贸易秩序，成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恐怕将越来越多，我们必须也不得不腾出手来应对这种变化。比如说朝鲜半岛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世界新贸易规则和秩序形成问题等等。第二，当前世界供求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国际经济形势的复苏好转与中国的外需发生了明显偏离。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和财政赤字，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居民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不景气，使得家庭消费疲软，由此导致对中国需求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比中国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供给替代。第三，中国的产业成本在迅速上升，人民币在不断升值，大大挤压了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受到严重抑制。

    在此情况下，中国以往那种经济循环发展路径走不下去了，过去我国的发展路径是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高外汇储备和高货币发行，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低速出口-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将会面临一场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并由此引起金融危机。因为当前中国的产能在出口受阻之后过剩是巨量的，这种过剩既是结构性更是全面性的。

三、结构转型面临三重困境

    在传统发展道路无法推进经济继续增长时，我国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第一条路径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第二条路径是调整产业结构，改革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地位，发展中高端产业和产品，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第三条路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积极推进城镇化，尽快实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城镇化，以此为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今后，要实现上述三种选择，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我国至少面临三大方面的困境。

    从需求结构看，当前和今后调整需求结构的任务就是要在三大需求中，不断降低投资的比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但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不支持这种调整。我们的体制从建国以来到现在都是在鼓励扩大投资增加生产，从来很少把增加老百姓收入、扩大消费作为改革发展目标。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难扭转的趋势，全社会储蓄在迅速增加，投资率在不断上升，消费率在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已经30多年了，到2012年消费率为49.5%，其中家庭消费率只有36%，而投资率达到了47.8%，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70%以上，家庭消费率也在60%左右，我国比发达国家低了近30个百分点。为什么呢？首先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了问题。在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从社会上拿的财富太多。企业和政府是什么？是社会投资主体，老百姓是消费主体，企业和政府拿的钱越多，越有利于投资。而现在中国恰恰出现了有利于投资的趋向，有数据表明，多年来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大蛋糕”的分配中获得的份额在明显上升，而居民获得的份额却明显下降了。当政府和企业获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时，在缺乏将其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他们将这些资金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投资，甚至各地政府还出现了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大搞产业园区、豪华广场、超标准政府大楼、现代主题公园、世界一流飞机场、超大歌剧院等等建设，这些投资建设实质都是以挤压消费空间为代价的。

    在微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有利于储蓄增加，不利于消费增长。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国民收入在居民层面分配呈现两极分化倾向。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低收入群体，使得他们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上升。比如从2000年到2012年，城镇居民20%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为230.58%，而20%的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355.4%，两个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比由1：3.61提高到1：4.97；同期内农村居民20%的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为188.8%，而20%的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266.26%，两个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比由1：6.47提高到1：8.21。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是，目前4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占当年全部居民收入量的20%，而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当年全部居民收入量的40%。这种收入变动格局对消费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低，边际消费倾向高。当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越来越快时，他们就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储蓄起来，导致储蓄越来越多。而低收入群体有消费的冲动却没有收入支撑。还有一个问题，我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是不健全的，看病、养老、救济等保险制度安排在城乡、地区、人群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覆盖面不足，保障水平低，也不能转移接续，无法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又在制度上造成人们有钱不敢消费。因此，当我们要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准备构建消费导向型社会形态时，我国的制度安排不支持这种转变，现有制度安排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是鼓励储蓄，支持投资，增加产能。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消费增长会永远慢于储蓄和投资增长。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39105.7亿元增加到234380亿元，名义增长率499.3%，而同期内全社会人民币储蓄额由123804.4亿元迅速增加到1043846.9亿元，增长了743.1%。从经济学意义上将，储蓄和消费是两个对立的变量，储蓄越多消费就越少。可想而知，储蓄最终将转化为投资，投资也终将转化为产能。

    从产业结构看，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产业结构却处在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一产业落后弱小，第二产业发展超前、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这种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结构，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制造业在各级政府强力干预和高储蓄支撑下不断扩张产能，形成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分别从三大产业看，一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缺乏投资主体，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没有能力向农业进行现代投入，地方政府在现有财税体制下不愿向农业大量投入，而中央政府投入又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由此造成农业现代化步伐远滞后于工业现代化。目前，所有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他们的农业都实现了现代化。对于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要想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第二产业大而不强，存在严重的虚高度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不是世界制造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技术引进集成创新和再创新，推动了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但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工业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效益不高。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缺乏三个体系做支撑，第一是缺乏原始自主创新体系，第二是缺乏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生产技术体系，第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像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跨国营销集团，我国还没有成长起来。

    三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又有结构性矛盾。在二元结构下农民难以进城，进不了城就没有人口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小就没有对服务产业形成总量需求。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中国工业是两头在外，对国内的生产型服务业拉动需求偏弱。研发、软件设计、标准制定、品牌服务、会计、律师、信息、技术咨询等处在产业链高端的服务业都在国外，导致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也上不去，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典型的生产主导型结构，要想变成以服务业为主导型的产业结构道路还很遥远。

    从社会结构演变看，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型，很大程度还要依赖于社会结构的顺利转换。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较快，而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结构转换过于滞后。突出的表现是城镇化发展滞后，阻碍了人口结构向市民化社会演变；中产阶层成长缓慢，影响了人群结构向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换。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60%的城市化水平。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关键是，以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极大地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比如目前我国有2.3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在户籍上仍然是农业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贫困救助、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相同的待遇。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我国城镇化率有被夸大的成分，因为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由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人口不能在城镇空间有效积聚，这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服务业比重上不来，消费主导型需求结构难以形成。还有关键一条，橄榄型社会也无法建立起来。因为从国际经验看，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产阶层一般都成长并集中在城市里，农业转移人口不能有效市民化，中产阶层必然缺少一个大群体。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只占总人口的21%左右，要想达到占60%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中产阶层成长不仅受到城镇化因素的影响，它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在产业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过程中，各级政府恣意扩张公共权利，不受约束的配置公共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挤压了居民的生存发展权利，影响他们向中产阶层转变；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无节制的扩张市场，垄断行业不但不放开，而且还大举进入竞争性行业，大大挤压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抑制了民营企业中中产阶层的成长；我国不但有城乡壁垒，而且还有行业壁垒、地区壁垒、部门壁垒、阶层壁垒等，所有这些都使社会阶层流动困难，社会底层群体缺乏改变身份的上升通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尔后在既有体制下又被固化。比如农民工进城三代都变不成市民，即使是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仍然是就业无门长期“蜗居”，但另外一些人则通过“拼爹”在社会上畅通无阻，且“芝麻开花节节高”。据有关调查，当前影响我国草根群体成功上升途径的最大障碍是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影响草根群体成功上升途径的最大障碍是自身，而不是外部环境。有人说我们是“拼爹”的社会，靠自己奋斗非常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大困境是体制障碍。就城镇化来说，由于每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公共支出成本，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城市政府谁也不愿负担这比额外成本，但都乐意享用原有体制下的体制红利。另外，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他们不敢也不能接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等城市没有财力接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小城市（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对农业转移人口又没有吸引力。因此，尽管中央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已有政策安排，但要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困难重重。就中等收入群体成长或中产阶层壮大问题更复杂，它涉及到各级政府约束和下放自身权利，国有企业开放垄断行业并退出竞争性领域，打破地区、行业、部门、阶层壁垒等等，这些改革都牵涉到既得利益者的权和利，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强大阻力。当这些阻力大到使改革无法推进、严重阻碍社会结构转型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将会明显上升，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过程也会被打断。

四、通过变革的路径推进结构转型

    从上述可以看出，要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结构转型。而结构转型必须通过变革的路径去实现。

    第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我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

    第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我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今后，为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产出量。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我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中产阶层）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其他方面，向社会放权让利，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赋予居民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多的发展权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促进社会结构依靠城镇化推进和中产阶层成长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