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告别山城重庆、奔赴岭南成为广东新一任的省委书记。从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到中国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从“大城市+大农村”的三峡库区到号称制造业“世界工厂”的珠江两岸，这种强烈的经济、社会、文化反差对初到岭南的上任的汪洋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工作考验。不过，这对于一个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率先倡导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具有丰富工作阅历的领导人来说，经过30年高速发展之后沿海地区小富即安、人心求稳、逐渐盘根错节的即得利益集团，在占有了资源之后不思进取，各种行政的条条以红头文件固化了部门的权力，从而束缚着人们的想象力、创新力的情形，是不是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呢？

    广东近代以来就以开风气之先闻名南北，曾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擂鼓扬帆，而汪洋当年也曾以一篇《醒来，铜陵》在内地城市提早撬动了体制变革的车轮。一个始终“先行一步”的沿海省份，一位以改革见长的传奇书记，他们在改革开放第30个年头的相遇，是对现有成绩的一次见证总结、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还是在为下一个30年的起步酝酿和催生新的变革力量？从解放思想到产业结构调整，从“网络拍砖”到“腾笼换鸟”，一连串的新政奇招已经让人们感觉到了岭南大地涌动着的气息和嗅到了变革和味道。

解放思想

    汪洋初到广东开门见山讲得最多的、最重的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在一次省委会上，汪洋使用“解放思想”一词的频率更是达到了22次之多。应该说解放思想一词对广东而言并不是多么新鲜的概念和话题，从近代开始这里的思想似乎就从未封闭过，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更是将解放思想与广东建立起了天然的联系。初到广东的汪洋反复强调一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观念，用心可谓良苦。他深知30年前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重提解放思想，经济社会的基础条件、尤其是改革主体的角色和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更多反映的是一个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在面对改革开放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即是否具备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广东率先解放思想，取得“先行一步”的发展优势，一跃从过去东部沿海落后的农业省份成长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和最重要的经济拉动引擎之一。已经屹立经济高峰、高处不胜寒的广东思想还需解放？发展还需创新？至少人们身上表现和流露出跃跃欲试已经不那么迫切和强烈了。例如，让汪洋始料不及的是，曾经雷厉风行的广东官员，如今出现了必须通过纪委点名，才能保证人员参会率的现象。（注：上任伊始不久的广东省委全会缺席者有50多人，占到会议人数的十分之一。汪洋对此大为震惊，他说：“省委全会是广东省规格最高的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本来就是靠这个会议安排工作，一个部门就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的决策就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下一次纪委要对到会人数进行登记，形成基本的制度。”）

    针对不少广东官员存在的上述问题，汪洋不止一次的利用重温改革开放之初的方式，教育和激励现在的党员干部，以期再次唤起他们的斗志和信心。在一次会议上，汪洋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并当众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汪洋谈了自己读这本书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汪洋这番“借古喻今”的肺腑之言，只想让党员干部重新找回当年起步创业时那份义无反顾的豪情。尽管迈出这自我否定和变革的一步要付出巨大利益和心理成本，但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已经过去的时候，能否再次解放思想将会直接影响广东在下一个30年的发展势头和发展角色，同时也是关系整个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变轨突围，创造又一次经济奇迹的关键核心问题。

    现在回顾北以工业设计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实践，广东工业设计城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取得超常规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解放思想。这需要主政者有敢于突破自身现有思维习惯和发展模式的勇气和魄力。在金融危机中，顺德的民营企业由于发迹于本乡本土、扎根于本乡本土，由于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没有遭受过大的冲击。但同时，顺德人曾经表现出的锐意进取精神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反而出现了弱化的趋势。针对上述情况，北镇委书记徐国元认为，“经过30年的拼搏奋斗，已经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顺德需要找准下一个目标”。北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与此同时本地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却越来越窄，而且制造业企业扩张所需的工业用地资源已基本耗尽，发展模式亟待调整转型。虽然依靠美的、碧桂园等大企业的带动，本地经济依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北没有坐等，而是再次拿出了当年大胆解放思想、率先实施产权改革的勇气，在产业重镇的突围探索中“先行一步”。

转型升级

    如果将解放思想比作一次提振士气的总动员话，“转型升级”则可看作是一场改变广东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战役。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称道广东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其辉煌背后的隐忧，单纯依靠密集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但尽管如此，转型升级在目前制造业如日中天、占据绝对主导的局面下探讨这样的话题、实践这样的理念是否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过于超前？其实关于广东今后道路选择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应该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腾笼换鸟”、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也是广东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但现实情况却是，经过30年市场自发的聚集整合，广东的产业结构已经与要素结构形成近乎完美的耦合，并产生了路径依赖效应。打破现有的平衡必须要有强大外力的引入，并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在现实的推进中可能无法避免的涉及某些群体的既定利益，毕竟今天的改革不再是在真空中搞改革，之前改革的拥护者、实践者、推动者可能蜕变为新一轮改革的反对者、干扰者、阻扰者。香港《文汇报》曾直白评论道：汪洋真要“杀出血路”，得面对“三座大山”──改革动力不足、官员求稳怕变、企业畏难欠进取。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处于艰难抉择期的广东和汪洋本人推向了风口浪尖。时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影响，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大批外向型制造业企业订单骤减，引发了一轮破产倒闭风潮。中央出于减少经济波动、保增长和稳定就业等原因的考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进行扶助和补贴，外部环境的突变考验着广东变革的决心和勇气，此时汪洋一句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表态，被指有违中央政策，一时成为舆论的风暴眼。不过，金融危机中既有“危”，但同时也孕育着“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成为坚定广东转型升级路线的转折点。汪洋说，“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感谢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因为它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在汪洋看来，广东经济如同一个胖子，总量很大，但缺少肌肉，没有核心竞争力，遇到和别人掰腕子的时候，弱点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因此需要减肥瘦身，那么选择转型升级就成了必然选择。2008年3月底，汪洋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突访东莞，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当地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两个月后，广东省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元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正式经国务院通过并公布，珠三角地区的发展问题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斟酌、权衡、反复后，继续坚持解放思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关键信息无一例外的出现在纲要文本中，这表明支持广东转型升级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并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充分认可。

    据说汪洋来到广东伊始，就非常关心顺德。并且在改革的布局中重新将顺德与特区一起，摆在了全省改革战线中醒目的位置。2008年，当国际上的金融海啸与广东省的“双转移”两股大浪交织撞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如同一张拉满的弓一般紧张而敏感的时候，年底，汪洋来到了顺德。出人意料，他在排得满满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个题目：要看一看顺德的工业设计。

    也正是2008年底，在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童慧明教授主持的一项关于《精彩创新珠三角——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设计创新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始于2008年9月的金融海啸，在短短三个月中对广东的出口产业已造成巨大的冲击：前三个季度中广东有6800多家企业退出了出口市场，上半年6万7千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仅纺织行业已倒闭1万多家。

    童慧明在报告中援引诺基亚CEO Pekka Ala-Pletila曾经建言广东省的话说：就广东产业经济的特点来看，珠三角更适合由发展“广东设计”创造出自身的“创新型产业”。英雄所见略同：“金融危机之后，工业开始复苏，如果这个时候工业设计不能复苏，将错过最好的时机。”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A-ONE设计工作室总设计师石振宇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