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了可喜的一面：我国农民工数量继续增加，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是，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情况仍不容乐观：去年超时工作农民工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比例也有所抬头，工作合同签订率仍然较低。（中国广播网，5月13日）

　　每当“农民工权益”在新闻报道中出现，总会引起社会格外的关注。无论是对肤浅层面上“农民工”称谓去留的争辩，还是对更深层次“农民工权益”的发声支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新闻，似乎无论什么时候，“农民工”话题一直都很鲜活。且不讲各式各样“讨薪秀”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单单是农民工尘肺病患者维护权益时的艰辛处境，农民工子女获取所在城市高考资格的门槛，就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个话题背后沉甸甸的分量。这到底为什么？

　　刚刚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喜”的一面无法遮挡住“不容乐观”的艰辛现实：单是超时工作，每天工作超8小时的农民工就占41%，每周工作超44小时的农民工更时高达84.7%，建筑、制造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9小时是“正常的”，批发、餐饮等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达12小时以上……比超时工作更难以忍受的，不仅仅是“加班工资”的水月镜花，基本工资也无法按时足额发放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调查报告显示去年约有200万农民工的工资被不同程度拖欠。

　　农民工权益遭受损害时有发生，新闻甚至已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疲劳”，比如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心里都明白，在正规渠道费尽周折效率低下“讨说法”无望的情况下，若想讨回工资似乎扩大社会影响的方法最简便易行，这也因此导致“讨薪”的方式越来越“别出心裁”、越来越惊世骇俗，打横幅“讨伐”已无法吸引社会眼球了，下跪、裸体、跳楼、模拟新闻发布会……当农民工为维护权益而不惜自损人格尊严甚至触碰法治红线时，作为社会发展托底保障的公平正义机制，是否应该早一点、快一点从休眠中醒来？

　　个别农民工在维护权益时或许采取了一些欠缺理性甚至触碰法治的方式，这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更是这个所谓“伟大时代”的悲剧。从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发生机制来看，恰恰是这个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农民工表达诉求的渠道还不够宽敞，有关方面对“讨说法”的农民工存在“看人下菜碟”之嫌。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固化已经是现实，不同利益群体间存在隔膜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具有“社会剥离感”更是不争的事实。当农民工乘坐公交车被歧视、子女上学被拒之门外，面临物质贫瘠和精神虚枵双重绞杀的他们，该如何追寻心中的梦想、如何安放平凡的人生？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宽厚的肩膀托起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从来不敢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敢问这个时代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他们？

　　“农民工”一直是新闻报道的鲜活话题，这既是农民工的幸运，又是农民工的不幸。言其幸运，是因为对于他们的艰辛处境，对于他们沉默的声音，总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他们，总还有一双手在安慰他们，总还有一支笔在为他们呼吁呐喊；言其不幸，是因为他们身为这片广袤土地的主人翁，却一直以“二等公民”的落魄面容出现在社会面前，他们的发声机会之渺茫，他们的权益维护之艰辛，处在“进不去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之间的夹缝中，该是怎样的苦闷彷徨？

　　但愿“农民工”不再是新闻话题。在伟大的社会发展史中，农民工不该是一个充满特殊意义的刺眼符号。无论是以坚忍不拔的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是更容易令人忽视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之贫瘠，一直在新闻人笔端徘徊的“农民工”，应该尽早回归常态：当社会注视他们时，不该戴着“有色眼镜”；他们对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享有，应该自然而言天经地义；当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他们有足够多的渠道去维护，可以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可以找到更多说理的地方；无论在繁华都市的大街还是悠远静谧的乡村，他们发自内心的惬意，都应该随风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