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3月29日下午，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温州市区松台广场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声音是从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商住广场C幢4楼平台发出的。平台上架了6个大喇叭，正对着松台广场，目的就是对抗不堪其扰的广场舞。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4月1日《杭州日报》）

　　扯着大喇叭，对着居民区大放“民族风”的广场舞，已经成为不少城市的心头之患。跳舞的也不是没道理，好不容易找了个强身健体、陶情冶性的娱乐，还能锻炼社交能力。舞迷们也不是恶人，多是热心肠的大妈。就这么点爱好，还不让跳，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只是，苦了附近的居民，喇叭震天响，睡也睡不着，弄得小区的房子转手都困难；去说理吧，还架不住跳舞的人多势众，急火攻心，难免就有了过激行为。

　　仅在去年，成都、北京昌平区、武汉等地就发生了多起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的“攻防战”，眼下，温州的高音炮，实在也是不得已之举。据说去年10月，在业委会的牵头下，温州新国光商住广场600余位住户一起出钱，凑了26万元，买了一套扩音设备“还击”广场舞音乐。这份“齐心协力”，比收物业费爽快许多，也足以窥见两者之间的纠葛之深。

　　地方部门似乎也没闲着，今年年初，温州鹿城区还发布了“广场舞公约”，并由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只是，这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执法人员来了，大妈们就调低音量，走了又调高了。跳舞好像也是合理的民生需求，噪音又是明晃晃的侵权行为，地方部门也管了问了，但这样的症结还是悬而未解，究竟谁该对此担责？

　　就法理而言，跳舞的太吵，自然理亏在先，至于拿高音炮“以暴制暴”，显然也难以契合程序正义。只是，跳开安静权等法理上的字面揪扯，我们不妨从下面这组数字来窥视广场舞之争的真相——据统计，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面对这样的现实，广场舞上的爱恨情仇，该如何自处？

　　跳个舞，或者睡个觉，都是民生之需。公共服务部门有责任与义务，去协调好两者间的矛盾。看看不少城市华丽时髦的体育馆，再看看捉襟见肘的广场舞之地，就明白：必有职能作为袖手旁观，才逼得跳舞与睡觉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纠结。禁止与对抗终究不是目的，给广场舞一个出口，高音炮上的这笔沉没成本，才不至于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愤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