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招聘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籍”，甘肃大四女学生刘唯一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分别寄去公开信，称这是户籍就业歧视。昨天晚间，国资委新闻中心对此作出回应，称系根据单位属性、岗位需求和现有条件，确定了本次招聘的用人标准。（12月21日《京华时报》）

　　刘唯一是条“女汉子”，敢于站出来叫板相关部委，直指户籍就业歧视，责任禀赋，勇气可佳。而国资委的回应很婉转，避其锋芒，“措词得当”，只为说明“存在即合理”，但同时也有“共同推动相关配套改革”的诚意，隐指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户籍制度改革呼之欲出，近日，公安部明确提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户籍就业歧视由来已久，或者可称为户籍制度的附庸。很大程度上，户籍歧视是公权力为户籍人口的群体“谋福利”。有人调侃：户籍歧视是事业单位招聘的“大萝卜”。相对而言，“小萝卜”容易拔掉，只要曝光事业单位违规违法招聘，相关部门很快进行纠正处理；“大萝卜”很难拔除，它扎根在“权力深层”，是一种异化的“权为民所用”，并且被大家普遍接受。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户籍歧视，“法无禁止皆可为”；另一方面，庇护一定群体利益，不仅会被他们“待见”，且不是“以权谋私”。

　　户籍就业歧视给人才“画地为牢”。在人才流动的时代里，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禁锢”。有些社会不公我们已有清晰清醒的认识，比如，官员世袭、阶层固化是公平社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但是，对类似于户籍就业歧视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要知道，人才的地域禁锢同样很危险。人才流动是生产社会化、科学技术整体化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按照人才的价值规律和社会要求所进行的空间动态调节。

　　就业歧视抽了户籍改革一鞭子。解铃还需系铃人，启动新型户籍制度改革是“唯一”切身可行之策，“唯一”药到病除之举。鉴于此，这项改革不仅要“一马当先”，而且要“快马加鞭”，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加速。与此同时，各种招聘尤其是事业单位招聘也应该率先“突围”，主动摒弃户籍就业歧视的恶习，冲破“户籍篱笆”，这也是给户籍制度改革“松绑”，让户籍改革能够“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