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乡担任纳具村村长助理，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作为社科院的知名专家，于建嵘去西部地区的落后山村担任村长助理有点大材小用，他更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做一些研究工作。中国有那么多凋敝、落后的乡村，但只有一个于建嵘，即使做好这一个个案，经验也难以在其他地方推广和复制。也有人认为，于建嵘这一举动体现了中国文人“经世致用”传统精神的回归，对于促进纳具村的建设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对乡村建设的重视，并建立一套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乡村建设模式。
    此前，于建嵘赴黔西南州调查时，对州领导提出纳具村这个传统的村落需要更多的发展方向，需要寻求合作，需要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州领导说“专家不能只动口不动手，怎么做，给些经验”，于是双方很快就谈到了一起。针对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于建嵘事后通过微博予以回复，“我的工作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问题。如何复兴村庄传统文化，为农民找到一条致富之路，是我职责所在”，并表示“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希望能帮助布依族的纳具村从衰败中得到修复，建立文化旅游性质的‘布依大院’，并为天下的艺术家打造一片创作空间；个人的能量有限，拜请朋友们参与。”

历史溯源
    中国的乡村建设最早可以追溯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如履薄冰。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具体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 “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今日乡村
     按常住人口统计，中国农村拥有6亿农民，如果按户籍人口统计，中国的农民达8.5亿，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正确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国家稳定繁荣的前提。然而当今农村的现状令人担忧，大多数农村在耕作方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方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单位农民的耕作面积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大量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很少采用机械化，劳动生产率较低。在作物品种上很少有很大的创新，而且在耕作过程中片面地追求产量，大量施以农药、化肥。从而导致作物的质量下降，出口受到严重的限制，市场份额减少，农民收入较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固定设施投入较少，抗灾能力差，靠天收的事实长期存在。
     由于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民工还大量涌向城市，导致农村人力资源的流逝，新的科学文化技术很难在农村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广大农民普遍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往往把选举权作为一种交易工具，以至普选出来的村干部很少成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在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传统农村日益破败、消亡、崩解的不争事实，并产生与之密切相关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文化道德危机、土地闲置与浪费等诸多问题。也许有人并不认同这种悲观的视角，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村的经济状况从总体上比以往应该更好才是。从绝对收入角度，农民的生活水准是提高了。然而，这却难以掩饰农村与城市相比，在后者充满活力的发展面前日益迟缓的脚步。《中国在梁庄》一书的作者梁鸿曾通过对故乡的调查，揭示了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充当了原始积累的提供者、廉价劳动力的输出者，却不是真正的获益者；它为城市提供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提供建设和发展必需的劳动力，成就了后者的飞速壮大和发展。然而由于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却微乎其微；农民工在城里辛苦劳累，却无法融入到城市之中，是永远的异乡人；他们攒钱回乡，盖起了新房，一年却没有几天住在里面；夫妻两地分居，子女缺乏家长管教，农村劳动力匮乏，乡村政治建设遇冷，儿童入学率降低……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农村更加落魄。

不谋而合
    追根溯源，中国乡村建设不是无本之末，而是无数专家学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如今许多乡村日益落后与凋敝也绝非危言耸听，而应引起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今天，许多专家认为中国问题在“三农”，切身参与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他们对建设发展农村思路的不谋而合。与3年多以前，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安徽阜阳南塘村在“海龟”袁天鹏推动下试验议事规则的故事，由此形成的“南塘十三条”，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农村版。如今，这些经验汇总成一本《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随书附带有光碟。影像中，那些看起来朴素、土气的村民与城市里来的面皮白嫩的“海龟”精英一起，操练一百多年前由一位美国将军记录、整理、研究出来的议事规则。最终，一套舶来的规则在大众眼中民主素质“最差”的中国农村得到实践，并行之有效。
    对于纳具村的未来发展，于建嵘教授已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今后，将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做农民手工艺品的免费培训，还可以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然后由团队协助推销产品”。陪同于建嵘前往的还有上海一家公司的领导，准备指导当地生产高档环保农产品，比如秋葵，种出来后，由该公司负责销售。此次去的人还包括建筑设计师，有规划师，有艺术家，有民族工艺生产商，于建嵘明确表示，他 将“靠微博拉动很多资源到村里来”。
    参与乡村建设，于建嵘教授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的这一选择反映了一名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切和担忧，也将引导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讨论建设发展农村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