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

　　我们目前谈城市化的时候要转变一些思路。因为之前谈城市化、包括《我的城市化》这本书，都把焦点放在农民工进城，然后如何融入城市、城市户口、小孩上学、居住等问题上。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是一个政权所在和商品交易的地方，这就有一个交通的问题，所以就有了路。例如，丝绸之路从秦汉就有了，丝绸之路上的蚕谁养的？肯定来自于中国，发端于中国。蚕农种桑叶养的蚕他吃了吗？消耗了吗？他穿了绫罗绸缎吗？他们不吃、不穿，我们称他为蚕农，他们养蚕出产的丝绸却成为国际贸易的货物。我们在这基础上就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农村难道仅仅是自给自足吗？（编者注：秦佑国教授为此撰写了《蚕种场的随想——城市化的一种模式》一文，刊于本期《城市化》杂志第70页）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城市化难道都是农民进城去做城里工作就叫城市化吗？现代技术的引进，改进传统的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它本来就不是自给自足，它就是全球贸易中的一环，这就是我提出的城市化可不可以在当今进行振兴乡村呢？城市技术、资金都是可以下乡的，其实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建设特色小镇”。这些东西不是为农村的人服务的，而是为城里人服务的。这两年李克强总理又提出要动员复转军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还有城市的资金下乡。

　　英国金融时报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化使得中国避免了大规模贫民窟问题。因为农民们的根还在农村，所以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珠江三角洲对外加工的很多企业倒闭了，农民工失业了，但他们还可以回到村里那一小块土地上。可以想象，那时候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上千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家园土地，如果他们滞留在那里，那将是一个什么景象呢？

　　我以前文章就说过，如果我们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而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贫民窟的话，这就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和欧美的历史去比较，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去比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例如墨西哥城，人口超过两千万，贫民窟占了2/3，还有印度的孟买、巴西的里约。为了举行奥运会，里约把贫民窟涂上颜色，让来的人看，叫贫民窟游。中国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外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不是全家搬来，当地农民利用宅基地和集体土地盖房，廉价出租供外来打工的人住，形成“城中村”。 但是近阶段，农村户口、土地值钱了，城里人想到农村变农村户口做不到了，不让你去。所以中国有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对城市化理解的视野可以放宽一点。最早说农村土地放开的时候，我就反对一种说法，说土地被城市的人收购了，盖了很多房子，农民就一夜脱贫了。真的解决问题了吗？可能就带来另外的一些问题了。结果一些失地农民拿了拆迁款，没有工作，坐吃山空，没有多长时间就又返贫了。

　　我觉得当今中国城乡变化，地区差异很大。你看看长三角周边，哪个村有出去打工的？他们都骑着摩托车去干什么？他不从事农业，他是在从事工业，工厂就在他们镇上甚至村里，例如我老家村里生产的某种铸件就占全国总产量的40%。所以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出去打工。但是他们是农村户口，他们有宅基地，地里种庄稼吗？没有，种的全是苗木。

　　我觉得城市化对于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不应过多强调城市化、非城市化（按户籍区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城市化”），而是要看实质是从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还有，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很大，城市化要实事求是推进。突出的问题是解决城市中的居住问题和打工者子女入学问题，以及乡村中孩子就近上学问题，这都是重要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