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被政府发文要求参与征迁，表现不力即被批评“思想落后”，轻则面临停薪、重则可能停职……据报道，广东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动用“体制内”人员游说亲属，拆迁工作得以进展迅速，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近年来，由于公共舆论对“强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随着征地拆迁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凭借暴力胁迫、断水断电等方式的强制拆迁已难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托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群体，借由熟人社会的亲情联系，搞责任制、打亲情牌，“做工作”变相劝迁，成为一些地方推动拆迁的新手法。类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据媒体报道，旨在打造“代表广州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生态地标”的挂绿湖水利工程，与一般商业开发项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态功能，其综合效益可期，最终受益的也是广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与搞不定就走强拆程序、诉诸暴力的惯性思维相较，动员相关力量去劝说、谈心，这样的方式也比较温和、柔性，甚至不失为一种进步。

　　然而，这种做法经不起深究。发动“游说”无错，但如果“游说”有违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形式，甚至游说者不乐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严肃处理”，这样的做法看似柔性，实则严苛，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

　　无论公务员还是教师，其岗位职责概由法律和制度规定，动员亲属拆迁显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元理由”如何正当，也不论“亲情逼迁”的实际效果有多显著，都不该利用潜规则甚至动辄印发公文来给公职人员施压，借以提高拆迁效率。10年前“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至今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如果任由“连坐”思维渗透基层权力运行，最终消解的将是政府的凝聚力与公信力。

　　还要看到，即便一些拆迁户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最终无奈让步、签署协议，内心却埋下了亲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迁中，就有公务员因劝说不了亲友拆迁、怕“完不成任务”，而无奈自掏腰包5万元补偿亲属动迁。政府部门把本该由自己直面的拆迁矛盾转移给下属工作人员，这种看似巧妙的“转嫁”，不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亲情的隐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迁上来，牵涉20个村、3万人命运的动迁，触及的复杂利益格局不难预见。然而，对于拆迁拆不动、难推进的原因，是否应从源头上想想？比如，给出的补偿是否公平？利益协商机制是否完善？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有申诉、救济的合理渠道？从这些角度多一些考虑，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统一，从根本上理顺利益链条，减少拆迁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循着法治轨道破解拆迁难题，才会让美好生活的梦想递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