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法，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著名专家。

    “中国城市化质量不高，除了有对城市化的理念认识不足、农民的土地和福利制度不能置换等原因，还体现在当前我国城市管理方式滞后，以及城市发展方式始终围绕城市扩张、公共财力扩大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在论及中国城市化质量时如是说。他表示，只从物态上做大城市，而不深入到生活方式上、社会方式上，城市品质、城市化质量永远提不高。他预测，未来，城市更新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流方向，在公共服务设施更新上，哪个城市做得主动，做得科学，做得具体，哪个城市的品质越高，幸福指数也越高。

城市化亟需构建自律的行为培养机制
    “目前，我们的城市管理方式仍然是一种被动的、问题导向式的管理，出了问题狠整一通。”袁崇法毫不讳言地对《城市化》记者说。在他看来，“由于有些方式是运动式的，是通过抓背后黑手的做法，往往只会弄得双方越来越对立，尤其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以后。”
    袁崇法解释说，因为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完全不一样。在农村，每块地、每座房子高度分割，所以，农村生活可以相对地放任。城市生活要求高一点，家家相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农民进城后不适应。“比如，过去家里有什么事，可以和乡亲们唠叨唠叨，到了城里找不到人唠叨了。一方面，别人不愿意听，另一方面，听了也不愿意理，这就让他们感到心里憋得慌，又没地方发泄，就会变得非常躁动。如果不及时舒解，就会出现问题。”
    他认为，与其被动地管理，不如主动积极地采取办法防患于未然：“我曾经建议地方，通过组织体育比赛、娱乐活动，让农民工积累的情绪得以发泄。据他们反映，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
    袁崇法还指出，当前城市管理者大量的精力仍然在琢磨城市怎样扩张，怎样把公共财力做得更大。他反问：“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没有GDP增长不行？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多GDP？”在他看来，用经济收入去掩盖矛盾，已经越来越难了。有些事情，心平气和地谈，也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
    “我在大学时曾经读过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发表的《小的是美好的》。在书中，他主张50万人口的城市最合理。他还讲到一个概念，用物质欲望去满足人类是永远满足不了的。因为商品经济就是不停地刺激人的欲望，让人无休无止地争取满足，可是，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所以，许多国家通过宗教信仰调整人的需求和欲望，在有限的物质供应下满足人们的欲望。”袁崇法认为，在社会的发展中，我们需要不断调整人们的欲望，通过精神文化领域的健康产品，调整人们的欲望结构，减少物质上的欲望，增加精神层面的需求，让人们活得有滋有味，他反问：“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在他看来：“《小的就是美好的》虽然发表了近40年，但在今天仍然历久弥新，对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仍有启发作用。”
    感慨的同时，袁崇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要注意经济协调发展，更要注意经济发展的质量，此外，还要考虑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让人的心态更淡定、更平和。
    “在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来到城市后，我们能不能构建一种自律的行为培养机制，形成一种自觉地遵守社会的道德也好，公共秩序也好，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而不是靠高压、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来保证？”他说，一个发达成熟的城市社会，一定是建立在公民高度自律上形成的秩序，没有警察、没有戴红箍子的人，人们也知道该怎么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崇法感慨地说：“至少要经过三代人才能养成吧。”不过，他也直言，行为的养成与我们的社会改革大有关系。
    “以交通为例，路车有矛盾，有规划方面的问题，但闯红灯、逆行等现象，就与我们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太长，给人的标准是，只要有足够的权利，什么规  则都可以不遵守有关。特权阶层凭借特权去违章，普通人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去摆平。每个人追求的都是这样一种特权来保护自己，而不是自律。”
    此外，袁崇法还从中外的义工制度和志愿者的对比阐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国外一般规定，一个人一生要做八百小时左右的义工，并且与失业保障等联系起来。这个制度，既让人们做义工的时候接触很多社会的人，也让人们了解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叫志愿者，不叫义工，这就变了味，成了作秀或给自己找到一种往上走的资本。因为义工一般安排在最底层，比如在社区搞绿化、搞秩序、搞卫生。志愿者都是参与由政府组织的一个事件，表现好坏由政府来评价，不是自己评价自己，也不是由社会的人来评价。袁崇法认为：“凡是由上来评价，很容易产生一种动机，这种动机是利已的，不是利他的。而义工是利他的，是奉献的。两者完全不同。”
    “只从物态上做大城市，而不深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上、社会方式上，城市的品质、城市化的质量永远提不高。不围绕这个层面去考虑，以人为本也只是空谈。”

城市品质有赖公共服务设施动态地更新
    21世纪，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世纪。在袁崇法看来，“城市品质的提升，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要通过动态地更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让生活越来越方便，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来实现。在公共服务设施的更新上，哪个城市做得主动，做得科学，做得具体，哪个城市的品质越高，幸福指数也越高。”
之所以提出“动态更新”，袁崇法解释说，“这是因为物质享受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会随着收入提高不断产生新的需求。比如，过去县城里的公园，不叫人民公园就叫中山公园，人们逢年过节才会去。现在，收入提高了，人们要求有更多的公园，甚至要求小区里都要有个小公园。再比如，以前，一个城市有一个百货公司就满足需求了。现在，人们希望百货公司就在自己家门口，要求购物距离越近越好。这些都说明，人们收入越高，就越挑剔。作为城市管理者来说，要在需求产生之前，预见到这种需求，通过公共服务设施提前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据此，袁崇法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和目标，不是城市的扩张，而是城市更新。并且他认为，城市更新有不同的维度：“比如，建筑物在寿命周期内如何更新，管网使用几十年如何更新，水电气该如何更新，这些是物质形态，很容易理解。还有就是城市的产业结构也要调整，保持城市的竞争能力，获得公共收入来支撑。”
     袁崇法分析，之所以现在的城市管理者不关注城市更新，与当前的干部使用制度有关：据相关统计，一个县级干部平均任职时间只有两年半，城市市长们的任职时间也不会比这更长，要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做成一件事情，让他们往往表现得很浮躁，不会考虑如何让公共服务设施动态地更新。
尽管袁崇法认为干部更换太频繁是有问题的，但他指出，关键不在年限，而在谁来评价。
    “像大同原市长耿彦波，虽然媒体批评他大拆大建，但当地老百姓赞成。这说明，城市更新过程中，拆还是不拆，应该由当事者决定。”他还表示：“全中国的城市都是拆出来的，城市越拆越美丽了，现在该拆农村了，又不让拆了，农村就该那么破旧、那么落后吗？主要还是看农民愿不愿意拆旧建新。”
    在拆建问题上，袁崇法的主张是“管理无死角，决策看主流”。他举例说，天津华明镇原来有12个村，4万多人，集中起来搞小城镇，小区建完之后，大概有400户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否定这个项目。后来通过调查发现，所有意见中没看到否定这个项目的意见，大家的意见基本上集中在：同样的面积为什么他多了我少了，同样的房子为什么我在五层，他在三层，为什么我是朝南的，他是朝北的等等这些问题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项目，主流上没有分歧，失误主要在工作的细节上。”袁崇法直言：“那些批评‘农民被上楼’的观点和报道，有失偏颇，应该深入下去调研再做判断，城镇化这件事件也必须这么去判断，总是抓住管理上的细节来否定城市化的趋势，我们就没法前进了。”

满意是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结果
    “我希望，未来我们的城市有更多的公共参与，老百姓能够更多地参与城市的管理，因为老百姓的满意度是从他们对社会的奉献开始，而不是从政府的索取开始。”袁崇法说，在为一个社会尽责任的过程当中，人们会降低自己的欲望。同时，参与的过程也会减少不合理的制度。
     “这方面，我们失败的教训太多了。比如，围绕交通我们出台过许多不严谨的制度，像不允许连续并线，后来发现违规最严重的是公交车，因为公交车进站出站必须连续并线，否则没法进出。后来这个规定不了了知。还有车号可以用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随便组合的办法，以及前不久没执行就取消的黄灯制度等等。”
    袁崇法批评说：“这些制度出台的时候不慎重，收回去也很轻率，这样一来，政府怎么服众？再就是最近北京出租车提价。”在袁崇法看来，出租车已经成为限行限购以后难以替代的交通工具。每一种交通工具只能最适合履行一种职能，轨道交通、公交车最适合上下班，如果要休闲度假、采购、有急事、甚至是看病，出租车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它与每个家庭或者说绝大多数家庭直接有关系。
    “这样一件事件，十个代表能解决什么问题？并且两个方案都是提价。怎么叫听公众意见？”袁崇法说，“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对政府高度的不满意。像出租车涨价，可以在网上向全民征集方案，哪怕有几百种方案都不怕。通过筛选，让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达成有可能比现在价格涨得还高的方案，但这个过程会让百姓从心底里接受。现在恰恰用了一个最愚蠢的办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方案就像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一样，让老百姓掏钱，份子钱不降，司机也只能暂时得点实惠。”
    据此，袁崇法表示：“城市发展到今天，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只有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方案。政府总要征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但最终采纳的方案一定是百姓充分认可的方案，至少是绝大多数百姓能够接受的方案。要知道，满意，一定是公众参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