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召开《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发布2011年我国省市、城市群等地区的城市化率最新数据和主要特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城市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秉仁,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刘仪舜,国务院资深参事、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王秉忱出席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副院长、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张庆风介绍了《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城市化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主持会议。
张庆风介绍《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主要内容
2011年全国总人口为13.56亿,其中非农人口4.7亿,城市化率为34.71%,比上一年增长0.54个百分点。在省级城市化率排行中,上海、北京、天津分别以89.32%、79.36%、61.5%排名前三;在省会城市城市化率排行中,广州、上海、南京分别以89.90%、89.32%、85.94%排行前三;在城市群城市化率排行中,珠三角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分别以75.59%、53.43%、51.70%排名前三;在行政区域城市化率排行中,华北、东北、华东分别以49.36%、49.1%、42.8%排行前三;在地级市城市化率排行中,深圳、珠海、佛山、嘉峪关以100%的城市化率并列第一;在县级市城市化率排名中,阿尔山、根河、满洲里分别以100%、99.96%、99.91%排行前三。
根据对全国所有省、地级市、县级市的城市化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国城市化率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一)总体进展缓慢,部分地区出现倒退。2011年我国非农人口为47059万人,比2010年增加1095万人,全国城市化率为34.71%,比上一年增长0.54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10年增加2100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10年增长1.59个百分点。全国非农人口总数及增长速度均大大低于城镇常住人口总数和增长速度。
此外,全国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共有656个,超过全国平均城市化率的城市有290个。城市化率保持不变的城市有16个,上升的有379个,下降的为202个,城市化率下降的城市比例为30.79%。与2010的城市化率排名进行对比,排名保持不变的城市有104个,上升的有356个,下降的有196个,排名下降的城市比例为29.88%。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率不升反降,说明户籍制度固化严重制约了城市化发展。
(二)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在各省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7个属于东部地区;在省会城市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6个属于东部地区;在地级市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5个属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较中西部城市高。
(三)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统计相关分析,城市化率和各省国民生产总值关系不明显,但是与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关系密切。主要因为各省国民生产总值与劳动力、矿产资源、地理位置、地域面积等密切相关,并不完全代表该省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较大程度地反映了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率。
(四)户籍壁垒导致“半城市化”现象日益严重。2000年以来,按城镇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同比增速远远超过按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导致两者差距不断扩大,两者之差从2000年的10.14个百分点增加到2011年的16.56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3亿。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数量逐年增加,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平等享受各项公共服务,实际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不平等的“半城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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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
提问:户籍制度固化是如何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有何区别?
李秉仁:关于第一个问题,户籍制度固化制约城镇化发展,主要是讲非农人口增长比例低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比例,所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受到制约。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讲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其实没有区别。1982年我们就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里面有城市的定义,但是现在的城乡规划里面基本没有这个提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过去民政部门发了一个文件,说镇是包括在城市以内的。非农人口在3000人以上,就称之为镇,设了建制就是市,我国的城市就包含市和镇两级。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区别的意义不大,也就是后来领导说中国的小城镇多,就叫城镇化。
蔡义鸿: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的urbanization翻译过来的,还有几个其他的叫法是城镇化、都市化,翻译学家也做过一些论证,这可能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在中欧城镇化战略合作框架英文翻译中出现过一个问题,欧洲的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中国的urbanization要翻译成新型的城镇化,这种叫法的不同就像“先生”和“同志”一样,不利于促进国际交流。像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的镇,其城市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有些镇的规模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县市,所以无所谓城镇化,都说城市化。从现实角度讲,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争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鼓励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
提问:城市化委员会每年发布报告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速度与质量的问题?
李秉仁:其实今年发布这个报告是更加有意义的,因为党的十八大对促进城镇化发展有了很明确的说法,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性。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启动了,发改委主任也做报告说要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对推动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中国城镇化要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定要改革。新型城镇化要求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根本是要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现在北京对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外来人口提供免费地面公交等政策,上海市建立了居住积分制度,根据在上海居住时间长短和做出的贡献,累计积分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享受和上海市民一样的待遇,这是向均等公共服务迈进了一步。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和均等服务同步进行,是推进城市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城市化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所在,并且我相信今后在促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质量将更加重要。
提问:目前统计局和住建部都有关于城市化率的数据。那我们的统计依据是什么?是否权威?
李秉仁:按照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最权威的,但各种数据不同,可能是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局的数据包含了在城市居住的农业人口,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户籍居民是不一样的。34.71%这部分人群享受了全部的城市服务,另外有十几个百分点的人群只享受了部分的公共服务,我们发布这个数据的作用是给政府和研究部门提供参考,反映目前实现城市化的差距,要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就要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我调查过两次农民工问题,农民工被称为“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最近有一个报告讲我国的农民工有2.6亿,并且清楚地列举了他们享受了哪些服务。还有数据说明我国到沿海地区工作的非农人口有7300多万人,他们在户籍所在地能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但是在沿海地区却享受不了那里的各项保障。
刘仪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权威的,我们是民间的研究部门,说的是实话。没有在城市真正享受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必须解决待遇问题,要融入到城市里面来,这是一个奋斗过程,可能需要20年。我们到2030年能不能实现小康社会,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主要就是把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那时候中国人口有15亿,农村人口可能只有3亿人。我记得1959年毛主席说要成立农业机械部,后来因为分田到户,农业机械部撤消了。我看到目前小农经济不行了,因此农业机械又面临巨大的机遇,肯定有大发展。目前国家鼓励私人办农场,这个过程伴随着城市化提高的过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投入。有人说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需要投入10万元,也有说50万元,因为要解决其住房、就业等问题。8亿农民进城就需要投入400万亿,这个钱需要老百姓自己勤劳致富,不是只靠政府。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靠发展经济和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了,第三产业也会跟上去。我们现在就要着眼于20、30年之后,将城市化发展到一个现代化的阶段。
提问:城市化率一定要加“户籍”吗?如果不加户籍能否成立?一些地方的农民已进城多年,也能享受一些公共服务,比如学习、工作,那他们不包含在城市化率里面吗?
李秉仁:我们讲的城市化率这个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比如说从农村来的人,住了一二十年,但是没有拿到北京市户口,我们不能说他不是城市人口,但是他们没有享受所有的公共服务。目前,农民的医疗保障和城市的医疗保障不是同一个水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有时候需要花钱去购买公共服务。在城市有户籍和没户籍这完全是两回事。
提问:根据各级政府的财力,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各地土地出让的总收入增长的背景下,出让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土地出让利润呈下降趋势,那么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该如何调整?
李秉仁:之前有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说成本是10万元。北京有700万流动人口,1300万户籍人口,如果这700万人也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总成本就是7000亿,这没有政府投资是不行的,并且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很多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土地财政涉及国家税收制度的问题。我相信国家肯定会逐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包括税制、单一税制、返还等,现状就是中央财政的钱很多,地方的钱很少,这一状况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提问:天津的蓝印户口政策对人口流入和城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
李秉仁: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就是设定一个户口转换的中间地带,与上海的积分制度类似,累计到一定的分数就能享受城市的所有服务。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