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此后20天内至少有8起校园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这充分表明女童遭性侵问题的严重性，建立、完善学校性侵害防范机制不但必要而且紧迫。

　　笔者曾在2012年6月报道了甘肃省陇西县乡村教师涉嫌强奸、猥亵8名小学女生事件，相关责任人被惩处。当地政府后来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全县师德教育学习活动，并出台了农村学校实行大办公室办公制度，严禁男教师在宿舍单独辅导女学生功课。地方政府从对此事遮遮掩掩，试图封锁消息到开展警示教育、立章建制，媒体起到了监督和推动的作用。

　　但公众在愤怒之余，不免疑惑：为何农村学校更容易发生这种猥亵、性侵女童事件？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近年来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把好教师的入口关。在中师教育时代，成绩最好的初中毕业生上师范，毕业后分配当老师，这批人至今仍是农村教育的主要支柱。国家取消中师教育后，使得农村学校师资失去了可靠的、主要的来源。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教师待遇不断提高，原先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学校，开始热闹起来。笔者在长期观察的甘肃某县发现，校长们手里人事调动的批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关系户”开始进入教育行业。

　　另外，由于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不少省市打开了基层教师招考的口子。比如，甘肃省今年采取统一招考的办法，选拔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支一扶”)，而报考的条件仅为“2013年毕业、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专科(高职)及以上学历的甘肃生源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此举在充实基层人才的同时，也为不少人“浑水摸鱼走后门”进入教育行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父母的缺位为罪恶大开方便之门。不少犯罪分子甚至专盯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女孩下手。笔者曝光的陇西乡村教师一案中，受害女生多为留守儿童。笔者问她们：“受到欺负后，为什么不告诉父母？”得到的答案，除了碍于加害者老师的权威身份，遭到胁迫恐吓和利诱外，不约而同都谈到“父母离我太远了”。受性侵儿童经常被心理专家形容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受害之后往往不知如何抗拒和表达。

　　无独有偶。在笔者2011年曝光的甘肃永靖“黑老大”涉嫌强奸多名在校女生一案中，被侵害的几位在校女生，其父母也都长期不在身边。

　　三，此类案件因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即使教育主管部门掌握了一些线索和举报，大多内部处理，息事宁人，纵容了施害者。问题一旦被媒体曝光，行政“问责”程序便启动，当事领导难免受到处分。另外，一些地方领导或担心缠诉上访，怕得罪人，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责之以宽。在笔者揭露的陇西乡村教师一案中，加害者此前就因发生过此类事被举报，而教育局仅仅是调离了其工作岗位，换了一所学校让其继续工作，最终导致性侵案发生。

　　胡适曾说，看一个民族是否文明，要看三件事：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二看他们怎样对女人，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怎样对待儿童，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应该善待并保护好每一个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