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体的消息说，在粤西的某些地方，“青年会”、“兄弟会”一类的农村青年组织普遍存在，入会的有小学校长，甚至有政府人员。类似的组织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人卷入其中，恐怕没人说得清，在今年5月份的清理活动中，仅吴川市政府就取缔了56个“青年会”，则其规模、态势、影响力可见一斑。

    对很多人来说，“青年会”、“兄弟会”一类名号，是许久没有听闻了，而于旧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则可能会由此联想起“青帮”、“红帮”以及杜月笙等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组织与帮派大佬。这种联想引起的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比附，却也足以使人不快与忧虑，于是，取缔之、解散之便是最直接的干预。事实上，如今有“兄弟会”一类组织的地方，政府采取的正是此种打击法。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取缔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人们也很难预料若任由此类组织发展会导致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加以遏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只有读懂此类组织不断涌现的信号，对其成因加以认真研究解决，才能真正谈得上长治久安。显然，如果公开的、半公开的组织只是被简单取缔，那么它们会本能地走向地下，使人只能感觉到其存在却不能确知其存在于何处。从历史上看，民间自发的各类组织，在打压下几乎都经历过从公开到秘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粤西之外未必就没有类似于粤西的青年组织存在，只是还未被发现而已。

    “兄弟会”一类的青年组织，并不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只有加入某一组织者，才能互称“兄弟”。因此，他们所认同的公平正义更倾向于小团体式的公平正义，他们的互助也只能在“兄弟”间实现，但人们不能只看到其道义与情感的狭隘性，就否定其出现的现实逻辑性。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里，弱小的个体由于共同的心理恐惧，往往会结成各种各样的小团体，以应对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降低自身面临的种种风险。而当合法的社会组织不能为底层民众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撑，则自动自发的民间组织就会应运而生，并且在观念中确立自身存在的正当性。

    青年之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只要读读陈独秀、李大钊就不难知晓。青年时代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可以迸发蓬勃向上的创造力，也可能成为巨大的破坏力。但可虑的是，在农村一些地方，共青团的效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农村青年没有活动的平台，没有适合他们这一年龄段的精神家园，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与现实的反差所造成的苦闷似乎也少有人关注，他们的面目变得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模糊。倘若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则“青年会”、“兄弟会”虽被取缔，一定还会在某个时候、以别种更隐秘的形式复活。

    由粤西农村，想到了都市。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毕业之日即是失业之时，他们背负着就业的焦虑、生活的压力和对前途的迷茫在城市间不停地游走，可曾有温暖的阳光照进他们年轻而忧伤的心灵？也许，他们还没有像粤西的农村青年那样找到“兄弟”；也许，他们已寄身于“江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