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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城市化的主战场
时间:2012-06-18 13:43:32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侯志辉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长江到黄河,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陆欠繁荣地区,城市化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城市反哺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一体发展的专题文件、报告、特写等等铺天盖地。但是如何有效实现城市化途径的文字却少之甚少。

    不论发达的一线城市和欠发达的二三线城市,城市化被万般无奈地淹没在了赢利最快的造楼运动中了。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轨道交道公里数的不断被刷新,大批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城市化运动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掩盖了城市化的实质性内容。农村因人口的流失、土地的减少,农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城市因人口的过度集中,城市病引发的环保、生态、工业成本、工业结构、工农业结构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困扰着整个社会。及时调整城市化的实现思路,少走弯路,已经成为当前和下一阶段很长时间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城市化在操作上无非就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建设两大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需要过多的行政推力而可以实现;城市人口向农村扩散则需要行政给力。这是一个不对称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股人流通过城市化运动来向郊区集中。郊区是两股人流转化的的中间地带。两股来自两个方向的人流在郊区集结,就会自然而然带出城市基础建设设施问题。人的居住和人的活动都需要硬件设施的配套。把城市化的主战场开打在郊区,向前可以接纳来自城市的辐射,向后可以迂回农村的恬静。通过城市化的行政力量,在郊区摆开城市化的战场,对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对缓解城市生态恶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对城市房价的抑制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回顾上海这个比较典型的城市化过程也许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迪。上世纪后半叶,继深圳设为“特区”以后,上海的浦东由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改革开放专家经过再三斟酌后定位为“新区”。浦东原来在老上海的眼睛里是“乡下”,是一个郊区的概念。那个时候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口头禅。

    “新区”定位以后,尽管当时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是从城市化的角度观察,它走的其实就是一条在郊区实现城市化的道路。现在的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金融区的崛起,不要说上海的原浦西人,就是让世界名城也刮目相看。和浦西隔岸相望,上海的城区概念已经从内环以内一直向外延伸到中环甚至达到外环线以外。由浦东的陆家嘴一直向东南扩展,临江的浦东国际机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浦东国际机场到陆家嘴之间的大片郊区土地也正在被迪斯尼乐园项目盘活。当然,上海的城市化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新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上海正在郊区更广袤的热土上开始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实践证明,只有在郊区打城市牌,城市化才能落到实处。

    城市化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建设工作。把这项工作的重点放在郊区,城市化工作就有了空间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中国农村的战略地位长期被忽视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工人轻农民的传统理念在我们国家还根深蒂固。抓住城市化的机遇,在郊区设立缩小城乡差别的具体实物目标,是城市化运动的科学切入点。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系统工程,要和解决三农问题联合起来打组合拳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是我国农村和城市系列的行政管辖历来分属两个部门,导致利益背离的不可调和性反映在实践中轻重比例无法进行评估。这些基础性的毛病存在,城市化自然进程和城市化运动的行政推动行为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其后果就是城市拥挤度不断扩大,生存环境质量不断减弱。这不是城市化运动的初衷。

    通过政策杠杆,把城市化运动引导到郊区的做法要体现在操作层面。政府部门要带头作为。首先是要把庞大的市政府机构建在郊区或者迁移到郊区。一个城市的政治中心建在郊区是一种战略眼光。现在我们发达的或相对不发达的城市政府机构往往是在这座城市最繁华地段。这座城市的公务往来一定是城市病的帮凶。政府机构移居郊区,从表面看上有助于农村和城市公务往来的兼顾。让那些本来居住在城市的公务活动往郊区引导,让那些属于农村的需要往市中心的公务活动缩短里程,改在离他们近一点的郊区进行。其更深的意义还在于:一个政治中心的形成一定会带出一个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崛起。属于政府层面的工商、财政、税务、银行、保险、公安、法检等等的大楼统统规划在一个系统群里面,再加上大型图书馆、大型剧院、大型医院、大型公园、大型娱乐设施、各种疗养院、各种教育机构以及各种大型商场、大规模的零售业等等统统安排在郊区这个地方。港口、码头包括长途客运集散地的配套也统统跟进。同时,大型的保障房以及别墅商品房等等也在郊区带上扩展。上海江南造船厂整体迁移到远郊的长兴岛就是想腾出中心城市的空隙,其意义不仅在于实现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进行结构调整,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城市化建设的眼光由原来只会盯着市中心位置而转到了更广阔的郊外。这样的迁移对一个企业来说也许算是脱胎换骨的改变,但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只是一碟小菜。大型特大型城市化战略空间向郊区转移的理念需要政府用实际行动来兑现。把郊区看做城市化的主战场对穿越城市农村的轨道交通建设来说,就有了一个带动城乡一体发展的落脚点和详实的空间感。时间一久,这样的布局就是一座城池的延伸。这就是城市化要做的功课。一座城市政府公务下沉不仅是目前国家所倡导,而且从策略上看,目光下沉郊区是一种城市观念的改变。城市的本质是美丽恬静的标志。试想,等到城市人口汽车拥有量不断被刷新、找个停车位都十分困难的时候,没有郊区的辅托,没有这样的超前意识,说不定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罪?人。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过城市化的经历。美国早在1920年就开始了中心城市人口的外迁过程。有资料显示,1950年美国郊区人口为402.3万人,2000年达到1401.5万人;相应的郊区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26.7%增加到2000年的49.8%。美国人口的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从195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了1300.9万人,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美国是一个只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13亿人口的我们要打城市化牌,缺少强有力的政府带头行动,城市化运动很可能要么被扭曲要么将流于形式也或被城市造楼运动所掩盖。

    21世纪理想的中国城市应该更加注重具有宜人居住环境的宜居性城市,郊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把它作为城市化的主战场,现在就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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