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土地确权使土地依附于农民，而不是农民依附于土地，将增加农民稳定感，于农民、社会都是福音。但是，不因此，围绕土地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与此相伴生的，还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一块土地不能解决农民所有的问题，给农民带来最终稳定感的，还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

    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一直制约着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改革初始，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得到好处，但仅限于经济上的。除个体因经济上的适当宽裕带来少许自由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相反，因为放开而产生的“公共牧场”效应，使得原有的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反而遭到削弱。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在国家经济收益上的边缘化，权力开始以一种怜悯的态度参与农村建设，相伴随的是，缩小了农民自治权限，加大了大一统的权力扶持。在大一统的权力扶持下，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被忽视或者被压制了。与城市不断进步的公共服务体系相比，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近些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公共服务的缺位，某种程度上是导致近年来农村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并且这些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

     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与基层政权改革不到位有很大关系。起初的改革只是简单地给了农民土地经营权。后来，面对因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张，基层政权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更谈不上专业化地提供服务。特别是当农民因土地收益减少，不得不到城里打工时，暂时地与土地分离，带来更多复杂的土地纠纷。这对于当下简单化的基层政权来说，处理这些纠纷实在勉为其难。

     一旦土地确权，似乎纠缠于土地上的权利问题———土地属谁立马解决了，确实如此，但同时，因土地权利所引发的人的问题应该不是减少了，而是会增多。人有生老病死，有旦夕祸福，以前在统一的权力归属下，尽管各种服务因资源缺乏而不尽到位，但不显出个体差异，经过大家的努力，总能渡过难关。当土地确权到个人，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个体自治。个体不能自治，又缺乏公共服务体系时，农民仅有的土地必然成为交易的对象。弱势者难免成为市场化的宰割对象。如此演化下去，农村将成为一种什么景象，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无论是公共服务体系缺乏，还是土地确权可能带来的新问题，都昭示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当城市化以飞快的速度侵蚀农村土地时，土地确权迫在眉睫，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一样要摆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