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近日表示，目前中国的官民矛盾问题比较突出是公认的事实，还需要看到，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有着很大的生长空间。这是社会管理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生长点：

   第一，劳资矛盾。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农民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小，劳动者也就是雇员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大，而且，劳资关系必然涵盖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领域。所以，劳资矛盾将会成为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开始初步显露出来。近年来，劳资纠纷和矛盾处在一个迅速上升的通道。在未来不短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资纠纷仍然会保持着迅速上升的势头。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劳资纠纷和矛盾才有可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第二，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

   加速于20世纪90年代，全面提速于近年的中国城市化运动正进入一种大跃进的状态。城市化大跃进造成了公共资金的巨大投入和浪费，造成了政府严重的负债。更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大跃进，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行为，而且对征地拆迁当事人的补偿往往是不合理的。同一般的维权活动不同，土地房屋是居民极为重要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事关当事人基本生存底线头等大事。为了维护家庭的基本生存底线，当事人必然会极力捍卫，甚至不惜“以命相搏”、“以命相拼”。这就是在一些地方的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一些土地房屋的事主为何屡屡发生自焚抗议活动的根由。显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由于一些征地拆迁行为过于强行和武断，由于被征地拆迁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所以，围绕着征地拆迁问题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问题。

   第三，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现在的流动人口高达数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条件下，当地人和外来人口各自的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待遇有明显差别，这就造成了种种不平等的现象，造成了当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隔阂，进而容易引发种种纠纷和冲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民工当中，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61.6%。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已经适应了城市当中的生活，其文化程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农村居住地。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仍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仍然属于城市当中的边缘人，有着无根性的特征。对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未来的一个重要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显然，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其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迅速增强，所以，客观上看，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问题便会明显加重。

   第四，由对以往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

   不仅现实当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问题，而且还会出现一些社会成员对以往遗留问题进行“倒找”的利益诉求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治不健全，许多改革措施带有一种试探和随机的色彩，这就难免造成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大批工人被“买断工龄”的行为，对当事人的补偿水平过低、对当事人的安置不够合理。随着法治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许多社会成员有可能会对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客观上看，这就会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加重社会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