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郊区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城市中心区域向郊区甚至小城镇或乡村迁移，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

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区别
  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一般将城市化阶段分为：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一般来说，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土地稀缺、地价昂贵、交通拥挤、居住人口密集、环境质量恶化等，致使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外迁到郊区，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加低于郊区，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离心化现象。其实质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逐步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杂的过渡地域变化的过程。
  逆城市化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较高的时候，人口（通常高收入群体较多）会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需要区别的是，这里的非城市区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而郊区城市化中的郊区是与城市接壤的。
  
美国的郊区城市化
  郊区城市化首先出现在欧美等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以美国尤为突出。
  美国的郊区城市化始于19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了迅速的郊区城市化过程，其基本进程一直延续至今。
  郊区城市化源自中心城区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的相互强化作用。一方面，从1920年代开始，由于许多中心城市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公共交通和教育系统不堪重负，外来人口和贫困市民大量增加，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心城市对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推力；另一方面，郊区良好的环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税收以及巨大的开发潜力等因素对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有着很大的拉力。在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的中层和上层开始向中心城市周边的郊区迁移，从而开始了郊区城市化过程。
  另外，交通系统的发展对郊区城市化具有决定的意义。1956年，为促进交通系统的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高速公路法案》，以设立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的方式来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设。汽车、石油、橡胶、玻璃、钢铁和水泥等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全国规划建设了超过4万英里的州际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过5000英里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区中。联邦高速公路计划开辟了一条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区的道路，使人口、产业和居住地重新分布。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心城市的中产阶层不再局限在市区，可以到更远的郊区买房；各类商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也发现了郊区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潜力，人们不再把自己与有轨电车线路和铁路的区位捆在一起，纷纷向郊区迁移。自193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到“汽车时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拥有一部汽车，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拥有一部汽车，此后逐步提高到并且稳定在平均每2人就拥有一部汽车。美国人愿意在交通方面花钱，如1997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为39926美元，交通费用的平均支出为6457美元，占总收入的16%。私人交通为6064美元，其中购买汽车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为393美元，其中飞机费用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费用为56美元，税收为17美元。在整体的交通环境改善后，人们更容易进入郊区，为郊区城市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交通网络还决定了郊区城镇的空间布局的框架。
  推动郊区城市化的力量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化价值的理念：如美国人对新事物的爱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迁徙、自由竞争等。
  
我国郊区城市化的特征及问题
   1、我国郊区城市化的特征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我国城市郊区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基础差、双向性和步伐快等方面。
   我国郊区城市化的基础差
  我国郊区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之上的郊区化。虽然郊区化的发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我国郊区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远不及西方。西方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就己经很高，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市场经济日臻成熟。而我国的城市底子薄、基础差，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199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6.2%，2001年为37.7%，至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54.6%、40.4%和35.7%，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才达到88%，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达70%以上，2001年达90%以上。
   产业与人口发展的双向性

  从宏观上看，我国日前大多数城市仍然处于集聚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排除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国内特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产生，只不过这些城市的郊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表现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及扩散效应同时并存。中心区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更加繁荣。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仍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区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集聚中心区，加强了中心区的城市现代化功能。同时，大量资金投入旧城改造，且推行上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各项建设获得了生机。而由于产业的外迁，以及开发区等方面的建设，我国城郊地区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带。

随着我国对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从业人员从乡镇和农村迁往大城市，在城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为了方便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甚至迁往中心城区，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现象。

   2、我国郊区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郊区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区。但是目前我国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郊区被动的城市化
  从前面郊区城市化的实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郊区城市化是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一种因为中心城区和整个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的主动的发展。在我国，郊区城市化却是一种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圈地运动”，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城市蔓延引发城郊土地利用矛盾。城市郊区是各类用地矛盾的集中之地，因为城市蔓延不但要占用用大量的耕地，使生产城市必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的空问减少，而且工业区、住宅区往往在郊区建设，布局不合理，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建设投资。
  土地级差效益与盲目开发不和谐。城郊是城市到农村的动态过渡带，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以及城市扩张引起土地级差收益的变化，而此时往往由于没有科学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和管理制度作指导，土地朝暂时级差收益较高的方向盲目开发利用，使得土地不能发挥最大经济效益（杨灵珍，王舟，2006）。
  破坏城市郊区的生态环境。郊区生态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郊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是优化整个城市生态的重要囚素，但城市的发展和郊区工业的繁荣，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郊区土地非农开发给郊区生态带来的影响，肆意占用耕地和不合理的非农用地使得城市污染蔓延，郊区污染增多，城市和郊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恶化。
根据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实质来看，郊区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要优于城市中心区域，而就上面出现的问题来看，我国所谓的“郊区城市化”不是一种真正的郊区城市化，而是一种变态的，由于经济发展的一种盲目需要带来的不良后果。
  （2）制度改革不能与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配套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原城市郊区农村不断发展成为城市，其途径是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转为城市土地。在此过程中，然而，城郊农村在土地被征用后，管理上仍然普遍保留了原村镇集体管理的模式，未能纳入城市一体化的管理体系。由于农村组织自身的局限性，不仅在规划建设、环境管理、设施配置、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捉襟见肘，在就业培训、社区生活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也远远不能胜任。使这些地带保持着村落的物质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网络和生活方式，居民就业困难、或靠出租房屋与集体股分红为生，“是城而非城”，成了城市里的村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空心村”。同时这些“非农非城”的阶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欠帐”式空间扩展还扭曲了土地供应的市场机制，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政府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开发商在郊区大量圈地、郊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向开发商倾斜，使城市收益外流、农民不能获得转变为市民的成本，不能成为有贡献的市场主体，而成为社会的负担，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张颖，2003）。
  产生以上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与我国的制度改革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农地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征地之后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譬如农民生活失去保障等。而我国政府财税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地方政府盲目圈地，盲目的经营城市，致使城市无规律的扩张，城市郊区环境受到破坏，郊区城市化轨迹被严重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