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4-09 12:21:52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蔡义鸿
【导语】2010年,蔡义鸿先生在《敢问城市化路在何方》中疾呼“中国不能重蹈西方污染式城市化覆辙”,彼时中国城镇化率49.68%,土地财政依赖度尚在25%以下。15年后,当“智慧城市”“碳中和”成为新叙事,中国城镇化率已攀升至67.00%,但“数字中国”的光鲜外皮下,土地资源消耗强度仍超发达国家3倍,南北城镇化率差距扩大至18个百分点。从“千城一面”到“元宇宙造城”,这场承载着9亿人命运的城市化转型,正在科技赋能与路径依赖的撕裂中寻找平衡点——究竟需要怎样的制度重构,才能让“中国特色城市化”摆脱速度崇拜,真正回归可持续发展?
一、科技赋能与路径依赖:绿色转型的双重叙事
1、肯定突破
低碳实践: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绿色建筑市场,2023年新增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90%;深圳光明区通过“海绵城市+光伏屋顶”技术,年节水1200万吨、减碳3.6万吨。
数字治理:杭州“城市大脑”将交通延误降低22%,雄安新区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地下管网全生命周期管理。
2、现实困境
能耗悖论:全国数据中心年耗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4.3%,数字基建的“绿色光环”与能源消耗形成对冲。
路径惯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仍占财政收入的28.7%,某中部省会新城规划中,人工智能产业园与高尔夫球场仍在同一蓝图并存。
核心矛盾:当光伏板覆盖楼顶时,西部某资源型城市仍在以0.8元/度的补贴电价吸引高耗能数据中心——技术跃进难掩“GDP至上”的治理惯性。

二、土地改革与利益固化:城乡融合的未竟之战
1、制度创新
农民权益突破:全国33个试点地区实现集体土地入市交易超5000亿元;重庆地票制度累计为农民兑付土地权益金412亿元。
户籍改革深化:2.8亿农民工中67.4%持有居住证,8900万人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深层梗阻
土地财政依赖:某东部新城“产城融合”实践中,工业用地均价仅为住宅用地的1/20,催生“以宅养工”畸形开发模式。
权利悬置:清华大学2023年调查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率仅72%,较城市户籍学生低18个百分点。
结构失衡:当浙江德清农民通过集体土地分红年增收万元时,云南某县仍在强推“农民上楼”运动,导致4600亩耕地“非粮化”。
三、治理升级与价值迷失:人本主义的时代考题
1、理念进步
人本规划:成都“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85%城区人口;上海旧改三年行动惠及28万户居民,历史风貌保护与电梯加装同步推进。
均衡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至4.2个百分点,打破“虹吸效应”初见成效。
2、异化风险
技术崇拜:某智慧城市试点将80%财政资金投入监控设备采购,社区养老中心却因经费不足关闭。
文化断层:苏州古城年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但原住民外流率已达63%,历史街区沦为“拍照背景墙”。
终极追问:当“网红城市”争夺赛进入AR灯光秀阶段,北京胡同里仍在为“老旧小区是否装电梯”争论不休——城市的温度,是否正在算法与流量中消退?
【致原文作者】
蔡义鸿先生:
您在2010年强调的“城市化不能搞大跃进”,在今日愈发显现前瞻性。15年间,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5%的水资源,支撑起66%的城镇化率,但“三区三线”划定背后,仍有城市违规侵占生态保护区;“双碳”目标下的光伏装机量全球第一,但某新能源基地因消纳不足年弃光率超30%。
您的警示正在应验:当“数字中国”在某些地方异化为“数据中心圈地运动”,当“碳中和”沦为碳指标交易的投机游戏,我们或许需要重拾您文中的“系统思维”——城市化不是技术的军备竞赛,而是对人地关系的重新校准。
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化或需回归三个原点:
速度让渡质量:从“城镇化率KPI”转向“市民化质量评估体系”;
工具回归价值:让智慧城市技术服务于“老人无障碍出行”“儿童安全通学”等具体场景;
土地重构权利:将集体土地入市收益更多用于农民工子弟教育、新市民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
正如您在文末所言:“城市化需要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如今或许可以续写后半句:“更需要尽可能大的公平正义增量”。

【原文】敢问城市化路在何方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10年第12期
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无疑成为主题为“十二五: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性选择”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峰会上各界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以“实践案例演讲、行业专家点评、台上台下互动”的开放交流,就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绝不能步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破坏的后尘,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必须走统筹城乡、城市与生态、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走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此外,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也不允许走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化老路,必须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把城镇化发展战略放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位置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可以预见,未来5年,我国需要破解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难题,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合中国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回顾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带来了严重生态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空气、水、土壤严重污染等问题。我国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市用地与耕地、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国情迫使我们必须走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之路。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统筹考虑中国经济结构、劳动力再生产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并不是让人都住在城市,聚集在一起就是城市化了,也并非仅是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上楼”就万事大吉了,城市化需要深入地考虑农民进城之后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程度已日趋严重,在粗放的生产方式和失调的产业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加速城市化,更不能搞“大跃进”。
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避免跟风炒作和急功近利,切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各地要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以宜居城市为目标,以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创新发展方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