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驱车在台山乡间，在秀美温馨的水塘稻田和葱翠欲滴的山岗竹树之间，不时会闪出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致：那肌理俨然的市镇，那联排的骑楼、巍峨的柱廊和巴洛克的山花之下镶嵌的满州窗，仿佛外星人变幻出的昔日繁华，把萋萋芳草掩映了水陆要冲，让人一时莫辩今夕何夕。

　　台山所在的江门地区原称“四邑”，即新会、新宁（今台山）、开平、恩平四县，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华侨之乡。二十世纪初年这里出现了华侨返乡建房造城的热潮。如果说开平以上千座雕楼记录了当年华侨在家乡田野建洋楼的创举，那么台山就以近百座侨圩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城市化。

　　一、惊心动魄的潮起潮落

　　１、美国工业化拉动的台山城市化

　　如果说澳门、香港、上海、汉口是中外条约体系下“因商而兴”的城市化，北京、开封、洛阳、西安是中国集权体制下“因官而兴”的城市化，那么遍布台山的侨圩城镇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因居而兴”的城市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美郊区化的时代，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英国美国的农民先“转业”、再“搬家”，从农村奔向工厂转业为产业工人，随着城市环境的污染拥挤再奔向郊区选择更适宜的居住环境。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自1880年代到1940年代的《排华法案》令在美务工的华侨无法实现“my house my car”的“美国梦”，不得已将本应在美国郊区置业安家的积蓄汇回大洋彼岸的故乡，在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远低于美国的台山家乡置产兴业，工业化的美国拉动城市化的台山，引出了台山百年前农民上楼为特征的城市化。

　　岭南的“圩”，是 “墟”字简写，相当于北方的“市”或者“集”。北方人说的“赶集”在岭南叫“趁圩”。华侨返乡建房，可以在田野中建起离群索居的碉楼，可以在华侨新村中买一块宅基地建中式的大宅，还可以通过股份集资的方式在新市镇联排的骑楼中按照自家的审美偏好建一座两层的洋楼。这种由华侨联合建成的新市镇就叫侨圩，台山拥有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侨圩。台山电视台台长伍国尧堪称是一部台山活地图，车行乡道、路窄会车的时候，他一打方向盘就会带我们多看一个行程计划外的侨圩，据他说台山现存侨圩还有近百座。
由于上楼的愿望和侨汇资金来源自于民间，每一栋洋楼的风格都是各个家庭自主的选择，这样就会在统一的联排中看到形式各异的建筑，看到千千万万家庭不同的审美偏好，因而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活力。

　　这些侨房大多数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成的，在那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法术一样变幻出一座座侨村、一座座碉楼、一排排骑楼和一个个漂亮的侨圩。其规模和速度完全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输出地城乡建设高潮的先驱。

　　与今天东莞、深圳大量农民工“半城市化”相反，百年前台山是大量务农侨户搬家小城镇、住进洋楼洋房、享受市政服务的“过度城市化”。其实“半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说明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不是农村，不是农业，而是来自于遥远的工业地带。无论是百年前台山住上洋楼的侨眷，还是今天在中国内陆地区走进县城、住上新房的留守人群，他们自己虽没有直接参与到工业化的过程，但是他们的亲人，远在他乡打工的华侨和农民工，由于融入了工业革命后城市经济体系而获得了远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支持了家乡亲人将自己的生活水准渐渐接近于城里人。

　　台山博物馆中间陈列着华侨在北美用过的铁铣、镐头，用这样的工具在家乡务工绝对挣不出一栋洋楼，说明北美作为后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其效率远高于当时的中国，正如今天珠三角的效率远高于中国内陆省份。今日中国农民工尚不能完成“市民化”，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等福利，不仅有二次分配的原因，也说明仅仅依靠模仿先进文明取得的红利也在边际递减。

　　台山的城市化是城市非基本功能也就是消费功能的发育结果，消费可以拉动经济，但仅仅是拉长本地经济内部的波及效应。城市的发展根本还是要依靠基本功能，也就是服务于城市以外人们的功能。台山从农业社会进入城市消费社会，依赖于美国工矿城市的基本功能。一旦相互联系切断，城市化的衰落就不可避免。

　　２、对接世界创新中心

　　台山接受的是世界创新中心美国的辐射。一个自然经济系统的城市化需要能量，这种能量一定来自于更高能态的创新源。城市化的过程是系统吸入负熵流的过程，负熵流来自哪里？来自人类文明创新中心。创新中心惠及她的腹地，辐射到遥远的边缘地带：伊比利亚在大航海中崛起带来了最初的美洲城市和果阿、马六甲等东方城市；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北美的城市化、澳洲的城市化和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新型城市；而当世界文明创新的聚光灯从英国转向美国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太平洋铁路与金矿开采的西部开发，吸引了大量台山华工，就将台山与崛起中的美国联系起来。

　　全世界的城市化归根结底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过程，即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于各国的制度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把人口从相对艰苦低效的农业转移到工业岗位的过程，并从交通不便、生活不便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波及效应从18世纪持续到21世纪初经历了200年，使全球人口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从西北欧到中东欧、美洲、澳洲再到东亚，未来还要波及到非洲；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人类史上人口基数最大、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文明体，其城市化的动力也是来自于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市场。台山是中国城市化的先行者，她提前近百年揭示了今天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城市化中的共同规律。

　　通过与美国的交流，台山输出了青壮劳力、引进了资金、能量和信息，这就是封闭系统里引进的一股负熵流。台山以美国工矿城市居住郊区的角色加入了美国城市化的大循环。正如今天的东莞加入了香港为中心的制造业，深圳加入了以加州为中心的电子信息产业大循环一样，百年前的台山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块经济飞地。

　　台山走向现代化的秩序是从美国输入的，这一点即使是怀抱着强烈爱国感情的人也必须直面：新宁铁路可以不用洋款、洋股和洋工，但必须运用英美铁路系统形成百年的调度、运行制度和机车、车辆、通信、信号等设备和技术规范，必须借助英美国家已经成熟的金融体系和企业管理制度。

　　自由法治的美国给台山华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成长环境。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反复讲述的那个“一英里走了一百年的故事”，被奥巴马解读为“骆家辉让美国梦鲜活起来”。

　　３、民间自发的城市建设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短二十年的黄金窗口期，台山和五邑城乡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建设大潮。“境内村舍皆有革新气象，生活程度甚高，地价亦异常昂贵”。如此昂贵的地价谁来买单呢？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是谁推动的呢？如此海量的财富是谁创造的呢？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富商巨贾，而是千万个华侨也就是出洋打工的农民工。当一幢幢洋楼、碉楼和侨圩拔地而起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多数都是在美国、东南亚的低收入阶层。正是农民工这个群体通过借债凑钱闯出国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城市化中参与了财富的创造，承担了最终的成本。这是一场打上了西洋文明深深烙印的城市化。以建房为例，台山在二十世纪初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侨房：

　　独栋的雕楼，将岭南传统的炮楼与欧洲城堡结合起来；

　　连片的侨村，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将土地整体通平，规规整整地规划出棋盘格式的宅基地，如联兴侨村，每块宅基地都是12ⅹ14米的面积，高度也完全一致；

　　由雕楼护卫的侨村，其典型应是燕溪里，兼有防卫和居住的功能；

　　而桥圩是这场城市建设中最经典的代表，这是一些座落在路口要冲、以柱廊和骑楼联排围合出小广场的新市镇，完全是欧美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例如汀江圩，由骑楼围合出的广场约6000平米，是标准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广场的规模；公益埠，则是按北美中心城市的方式规划成致密紧凑的棋盘格路网，由内设中庭的联排骑楼填充起一个个一公顷左右的街区；非常有趣的是上泽圩，在广场的中间布置一个单层柱廊围合的菜市场，这完全是英国“最美乡村”科茨沃兹的范式。侨圩不仅是居住功能，它们联通着水运甚至是铁路，成为一个地方交通、商贸的结点。

　　农民工，就是在城市中务工但并不享有市民待遇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工就是家乡有宅基地和承包田、城里没有社保和退休金的工人；当年美国的华工是在美国的铁路矿山打工、却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工人。

　　农民工在城市化中不仅付出了血汗，而且承担着“违法”的风险。假设一个赴美的华侨在辛苦劳作10年到20年之后才能积蓄一笔足以返乡置业资金的话，那么台山侨房的投资者至少也要在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美国打工，那个时候恰恰是《排华法案》生效期间。台山侨房以铁一般的证据告诉我们《排华法案》并没有限制住从四邑到美国的民工潮。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一样，农民工进城是要冲破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束缚。从最初自带口粮进城打工，到后来跨省跨国闯世界，他们冒险、吃苦、“违法”，没有这种“集体的建设性的违法”就没有当年台山、今日中国的城市化。

　　４、城市化中止于负熵流中断　　

　　台山侨圩惊心动魄之处不仅在当年的风华，更在与当年风华形成鲜明对照的今日衰落。无论侨村还是侨圩多数都已十室九空，斑驳的立面、开裂的墙体、锈蚀的铁艺，更有一些坍塌的屋顶和被野草枝藤遮掩着的残垣断壁，写尽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深深感伤。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史书，而且是不会说谎的史书，上面记录着台山城市化经历了一场迅猛的繁荣和一场断崖式的跌落，留下一场高潮之后空空旷旷的退潮。

　　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和五年内战的中国，在战后东西方两大敌对阵营之间选择了向苏联的“一边倒”，从此侨居美国的台山人鲜有落叶归根、置产兴业的动力，台山因此切断了与美国创新源的联系。

台山上洋芋广场上的风雨市场

　　台山是异地工业化带来的本地城镇化，本地没有工业化的根基，百年前居住城镇化落幕之后，侨乡的农民依然以农业为生。而祖上或父兄留下来的洋楼洋房对他们而言是一笔难以支付折旧费用的固定资产。这就是今天一排排失修的欧式骑楼下摆放着农具、停放农用车的时候，叫人心生悲凉的原因吧？

　　二、台山城镇化的试验价值

　　１、“农民上楼”的城市化能走多远　

　　台山城市化不是从工业开始，是从居住开始，城市化的成果是侨乡。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抗日战争前的二十年时间里，台山侨乡正式形成。这一时期台山的交通、通讯、电力、采矿、房地产、教育、商业、金融等非农产业大发展，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的人口比率大大增加；同时台山城镇数量也出现了惊人增长，一系列新型的小城镇和新型的乡村聚落沿着河流公路和铁路出现，改变了台山的空间结构；回乡的华侨和“留守人群”把家搬到了这种小城镇和新村，住上了洋楼洋房，用上了电灯电话。这一场百年前的“农民上楼”有力地将西方城市文明在台山和四邑地区做了一场大普及，从交通工具、建筑形式、衣着打扮、餐饮习惯、语言词汇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西化”的潮流。

　　台山城市基本功能缺失在百年前已显现，陈宜禧曾向孙中山建议开辟赤溪县的铜鼓为商埠，把新宁铁路扩展到铜鼓埠，开展对外贸易，以与香港争衡。他还打算把新宁铁路北展佛山与广三铁路衔接，南展至钦州遥接海南岛。他曾选送同乡陈宏驹等人在美国学习纺织技术，学成后回香港创办华洋织造公司。但是巨大的惯性使台山很难摆脱劳务输出的路径依赖，台山始终没有形成影响一方的城市基本功能，战争中毁弃的新宁铁路不仅没有因当下的工业化而复兴，甚至到了线路走向都需要重新考证的程度。

　　因商而兴的城市是国际资本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沿海设立的贸易节点，这些城市围绕着港口码头首先形成了修造船业、洋行和银行。接下来会发展城市公用事业如自来水、电车、煤气等等。有了贸易就有金融，有了贸易和金融，现代工业的产生就只是时间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于是纺织、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等等参与国际分工的现代制造企业随之出现，上海、汉口、天津等因商而兴的城市从而夯实了工业化的基础。

　　城市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与非基本功能。基本功能指的是城市为本市以外地区服务的功能，例如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工业集群、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大学城、医学中心以及重要的名胜古迹等，一般称之为“产业”；而非基本功能，是指为本市范围内服务的活动，如商业服务业、地方行政机关、公共交通和中小学等，一般称之为“服务”。城市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主要取决于其基本职能也就是“产业”。

　　毫无疑问，台山的城市功能主要是“服务”，这是由台山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侨汇投资的主要方向用于家人住房，再从房地产业延伸出市镇建设、公共交通、中小学、医院、电力、通信、铁路等等为台山本地居民服务的城市功能。除了少量的采矿业和制糖、织布等手工业外，台山在工业、金融、对外贸易等等方面投资并不多。这就使得台山的城市性质带有明显的对美国西海岸的配套性和依附性。

　　今天中国内陆也有大量的县城和乡镇，依靠在沿海打工人们寄回的资金建设起来。这些城镇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也是“农民上楼”、服务功能为主，这样的城市化能走多远，台山应当是这些地方的前车之鉴。

　　２、“农民工市民化”考验乡村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长达60年历史的美国《排华法案》废止，华侨从“落叶归根”改为“落地生根”，由此启动了华工在美国的“市民化”。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其微观的机制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而赢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在工业集聚的城市安家置业。然而1883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华人从法律上不能在美国入籍落地生根，于是大批华侨只能把安家置业的钱寄回家乡。而侨汇的投向即“华侨回家三件事”：娶妻、建房、买地，形成了当年侨乡的繁华，这与今天发生在全国各劳务输出地的乡村几乎一样。

　　《排华法案》废除后，来自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开始在美国“市民化”。加上中国大陆众所周知的风云变幻，台山与美国的交流方式简化为单向的人力资源输出，北美华侨不再以台山为终老之地，不仅房地产和市政投资，就连维修养护的费用也难以为继了。1950年代以后，台山鲜有来自海外侨汇所建设的洋房、碉楼和侨圩。可见，一旦农民工在就业的城市“市民化”，家乡就不可避免地陷于衰落。这是不是当下中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警惕的呢？假如只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没有市民下乡置业的途径，那么农民工的家乡就难免十室九空的命运。

　　城市化包括了农民进城与市民下乡两个趋势，这两大趋势受到了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向制约。十八大以来在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上各地推出了不少的政策，例如放宽户籍、推行居住证、在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但在市民下乡方面却依然森严壁垒。农民的宅基地不能获得完全的产权在市场上流通，使得中国农村宅基地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死资产”，城市资本缺少一个重要的下乡渠道，村中老屋墙倒屋塌，村外又盖起一排排新房，每间新房每年只住15天（初一到十五），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台山，已经为这种农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城市化敲响了警钟。

　　３、“返乡创业”的约束条件

　　“返乡创业”是所有当代中国劳务输出地的政府诉求，台山的历程值得借鉴。百年前从海外寄回的侨汇最终要落在土地上置产兴业，而不是投入到加工制造业的资本，这也是华侨的产业经验决定的。台山华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走美国西海岸主要从事的是修铁路、开金矿。他们对于制造业并不熟悉，离现代服务业相距更远。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有华侨在台山那扶附近淘金；光绪25年（1901）有华侨在白沙百足山开采煤矿；到1904年6月，陈宜禧创立新宁铁路公司，号召“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这不仅表明他在利权上的志气，也显示出铁路建设知识的自信。

　　今天在中国华中、西南一些回乡的农民工可以仿照打工地的样子集资开办家具厂、电子配件厂、服装厂和箱包厂，将打工地区挣到的资金和学到的产业知识一同带回家乡。假如当年台山华侨是流向芝加哥、匹茨堡、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或者在台山发现了煤炭金属的富矿，台山侨乡的经济发展可能会走向另一条道路。

　　以技术转移的层次而论，后发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分为“know what”、“know how”和“know why”，也就是引进使用、模仿制造、研发赶超三个层次。以台山建筑技术来看，基本停留在“know what”的阶段。拿“刘关张”著称的端芬翁式三座洋楼为例，水泥从英国进口、钢材从德国进口、彩色玻璃从意大利进口，台山的建筑业仅仅将这些国外先进材料“购而用之”，并没有在台山本地留下新型建材业的遗产。

　　４、半渡之间的社会转型

　　传统的岭南社会是以宗族血亲纽带维系的乡村社会。百年前的台山人逐渐冲破这种传统社会的束缚，开始了城市化转型。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汀江圩不同姓氏可以姓氏为单位入股，集资建设新市镇，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华侨新村依然设立了严格的姓氏门槛，如东宁里，不是李姓族人不能获得宅基地。宗族之内按族规、宗族之间按契约，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就这样开始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

　　台山城市化中出现了新群体——侨户，他们收入来源主要是侨汇，希望寄托在培养子女出国，他们是新市镇的拥趸、新教育的支持者。他们与华侨社会直接联系，在侨乡社会起到新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是侨乡城市化的主力，同时也难免过多地依赖侨汇，限制了在本地创业发展的动力。

　　海外的华侨社会则是西方文明下的边缘群体。岭南社会慎终追远的传统和“得志莫离群”的古训使得海外华侨社会顽强地保留了华夏传统。海外华侨组成的华人社会，和国内侨户为基础的侨乡社会两者之间推挽互助，使得台山在时代大变迁中走出了独特的路径。一方面，海外华侨在居留地遭受“排华法案”不公正待遇，因而形成了特殊的向心力，并将自己美好生活的梦想投向故乡，支持国内任何一种代表着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力量，在民主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做出可歌可泣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国内的侨户，他们将自己特别是后代的人生规划与海外先进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会象侨乡这样把子女出国视作理所当然。

　　有了华侨社会与侨乡社会之间的血肉联系，外部社会的转型就带有顽强的内部因素。同乡的会馆、民间崇拜、江湖会党等等都影响着海外华侨的社会结构，成为华人在海外城市生活中独到的模式；内部社会也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家族的力量、同乡的认同都在持续地发挥作用，从一族一姓建设的侨村，到跨家族集资入股建设的侨圩，社会在不断开放，但毕竟社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不彻底的城市化转型之中，尚没有普遍形成陌生人之间以契约为基础的城市社会。

　　三、台山再城市化的畅想

　　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基本功能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制造业经过三十年的充分博弈形成了一些配套完备、物流便利、接近市场的工业集聚地，并且整体上处在产能过剩的阶段，台山重走一遍工业化的道路显然不明智。从美国英国这些先行城市化国家来看，在大都市圈内一些以教育、文化、旅游、居住为基本功能的服务业的“边缘城市”将是发展的前沿。

　　今天的台山正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新的运程出现，需要改变思维定势，重新评估资源、方向，与政府的角色。

　　１、重新评估台山资源

　　珠三角已经日益显现出一个统一的湾区城市的面貌，这个湾区城市正如日本进入太平洋时代的东京湾、大阪湾，正如美国进入太平洋时代的旧金山湾区一样，是中国进入以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发阵容。随着深茂高铁、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台山在珠江湾区的角色将发生重大改变：进入了香港、广州和深圳一小时都市圈。坐拥山海的台山凸显了郊区度假居住的价值；随着开平碉楼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电影《让子弹飞》将桥圩景观搬上银幕，侨乡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旅游资源；百年之间沉淀下来没有被建设高潮所破坏的侨村、侨圩、洋房和碉楼，渐渐地擦亮宝贵的历史名胜价值和文化创意价值。它们象颗颗珍珠、串串项链一样镶嵌在广阔的碧海蓝天、沙滩海岛之间。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上川岛作为大航海以来基督教福音东渐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宗教文化价值不可限量；台山的侨村桥圩尽管不少人去楼空，但其中的故事依然活生生代代相传。这些故事中间有太多的励志内容和英雄传说，都是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宝贵的财富。

　　２、重新把握台山城市化航向

　　在区位发生巨大改变的条件下，能否在珠江湾区都市圈内营造一方小城市慢生活的差异化地带，充分发挥低成本、美环境的优势，以新型的教育机构研发机构为创新核，吸引海内外活力人群到台山来创造一种后现代创新型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台山对外开放的方式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式，也决定了人才的单向输出模式。包括台山在内的江门地区出现了30多位两院院士，和150多位蜚声粤港的演艺明星，相比之下外地人才在台山江门脱颖而出要少得多。这一方面说明台山对外界的贡献，同时也说明了台山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能力不足。城市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聚集和人才的涌现，大城市就会有大聚集，就会有更多的人才涌现。一些在世界上为人称道的小城镇、慢生活也都处在大都市圈之内，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生不息的大都市。

　　 大都市以其强大的基本功能对腹地产生辐射和拉动作用，同时，源源不断地吸引着腹地的活力人群，享受着充沛的人口红利，而腹地表现为持续的人口赤字。在“因居而兴”的台山侨乡，百年前的房产都是华侨建设的，鲜有外来人士在台山置业，在城市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太多的外来人口到台山就业。

　　活力人群向海外单向流动是台山经济提振不力的根本原因。台山的城乡遍布中小学，但是鲜有大专院校。孩子们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一定要远走他乡去接受高等教育，在他乡获得更大的人生舞台。产业链条短、经济生活相对封闭。过分地依赖外出打工而没有形成本地产业，这就是台山对外开放方式给城市长远发展留下的隐忧。

　　侨乡与海外的亲缘文脉既要继承也要超越，因为珠三角已经同城化，此时的台山不再是百年前广东的边缘、美国的“飞地”，而是珠江湾区最具不确定性的后发舞台，这里能上演什么样的大戏，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

　　３、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

　　台山的城市化是民间自发的城市化，台山的对外交往也是民间自发的对外交往。直到今天，台山一些侨乡村落还定期出版着侨刊。这些侨刊或按月或按季出版，沟通海内外同宗族人的信息情感。他们建基于共同的血缘、地缘，讲述着相互之间爱家爱乡的故事，维系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这就是台山与全国各地城市化中间主体不同、效果不同的根本区别。在这样一片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上，为了抓住新的机遇迎接新挑战，政府应当做什么呢？

　　对接高端创新源是发展的根本：首先要通过政府之手搭建台山与国内外创新源的对接，引进负熵流。例如，引进科技教育领域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企业，搭建新的平台。以新平台弥补政府体制的不足，倒逼政府的治理变革。

　　吸引人才是竞争的核心：以新产业新平台聚集新的人群，改变台山仅仅是人力资源输出地的局面。

　　制度创新是台山复兴的保障：旧体制最大的弊端是以叠床架屋条分缕析的方式将宝贵的资源封闭在一个一个专属的领地，难以在相互的交集中擦出创新的火花。制度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要素重组的条件，使得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要素相互贯通链接，营造出创新的制度生态。
台山和广东大多数侨乡一样，华侨资产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渐渐得到尊重，这也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先行一步的重要制度基础。同时由于华侨房产在抵押贷款出售方面缺少足够的法律支持，也使得大量侨房只能低效使用甚至闲置。放眼未来三十年，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本身。当年先进的制度今天已显得不足，台山的性格是开风气之先而不是抱残守缺，一个能使大量死资产活化的政策创新一定会为台山带来一轮革命性的飞跃。

　　如今，波澜壮阔的百年城市化风云已成往事，无论是上川岛上的国际贸易，还是近邻澳门这个对外开放窗口都已成明日黄花。人力资源依然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走，侨汇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渐行渐远。到什么地方去吸引令城市生生不息的负熵流？如何定位在珠三角大都市圈中与众不同的基本功能？如何吸引国内外活力人群到台山来发展这种新的城市功能？如何推动国内国外两个台山的社会建设，使侨乡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一方热土？

　　台山绝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化先行一步的博物馆，它还可能是中国城市化的航标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光前裕后、再创辉煌的城市化样板。

　　参考书目

　　邝俊杰：《台山当代华人传奇》中国出版集团2012年10月第一版

　　赖竹华：《侨乡经济与税收史》

　　阿汤：《台山侨墟导赏》中国艺术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

　　“陈宜禧与新宁铁路”《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年

　　[美]保罗·诺克斯，琳达·麦克卡西著，顾朝林、汤培源、杨兴柱等译：《城市化》。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熊岳之、周武：《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