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约而同，国内两家知名媒体的最新一期，都将焦点对准了农村儿童问题。3月2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探讨农村辍学儿童的生存状况，“他们本该上学，却流入城市谋生，自我选择抑或迫于生计”；3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推出“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

　　因“留守”所延伸出的问题，除了《财新周刊》此次关注的教育，还有包括心理建设、人身保护、女童遭遇性侵及至留守儿童群体的犯罪问题等方面。之所以将农村儿童群体的不少问题都归因于“留守”现象，并不仅因为相关问题的涉及群体都有“留守儿童”这一属性，而是在于“留守”的存在，为其他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正如《南方周末》报道中所言，“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乎社会福利，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城乡二元割裂，地区发展差距等诸多矛盾的缩影”。

　　以教育为例，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表述，初中阶段辍学率3%。这3%是全国平均后的结果，具体到落后地区、农村，这个比例可想而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村儿童辍学，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辍学？原因分析或可多维度展开，有学者对此所作的研究显示，传统的经济因素，例如贫困，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而“成绩不好不如打工”成为更常见的答案。

　　“成绩不好不如打工”，这里面存在着朴素的利害权衡，而在这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背后，则可能会推导出更多复杂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会成绩不好，农村的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城乡教育资源的悬殊甚至超过了城乡经济的差异，留不住好的师资；学校教育不理想的同时，大量儿童留守使得家庭的教育和监护职责无法承担，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农村子弟的出路，读书原本是最主要的渠道，而教育师资缺乏所带来的教育水平低下，使得以读书换取美好前途的成功概率在缩小。

　　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可以单独构成一套延展的逻辑，而在教育之外，留守儿童目前所面临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因长期独处导致的心理阴影，因缺乏有效监护出现的女童被性侵问题，甚至留守儿童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犯罪频发的主体。如何破局，解决的责任当然不能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去独力承担，毕竟留守的出现，不是个人意愿的自由选择，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当下城乡格局中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被动结果。

　　30多年的经济急速发展，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选择背井离乡，离开的不仅是乡土，还有亲情，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解决之道不外乎两个大方向：要么在故乡创造就业岗位让农民返乡，要么在城市创造生存空间让孩子和老人随农民工进城。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要让父母回到子女身边，就此而言必须强调前者的责任。但父母履行责任也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从制度上消除留守儿童现象，就是要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中能立业、能安家，无论在城、回乡都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尊严。留守儿童问题的破解之道，两条思路归结到一起，依然是城乡关系的重构和国民福利的平权。不论返乡，还是进城，核心在于国民待遇的均等化实现，孩子可以在父母身边长大，老人不用跨省去做医疗报销，教育、医疗乃至诸项公民权利，不因地域乃至户口类别而有所差异，这是沉重的民生大考验，也是诸多难题求解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