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赖文鑫，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企业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访问学者，江西华忆科技学院创校董事。1992年获国家土地局聘请，成为第一批台湾土地规划访问学者；2000—2012年，连续13年成为“十一”台湾同胞国庆观礼团代表。

　　冬日的阳光从排窗洒进来，又是一个祥和宁静的早上。赖文鑫与记者一行围桌而坐，话题围绕约定中的城乡教育差异展开，却不局限于此。访谈中，赖文鑫通过自己的成长历程阐述了对教育公平的看法，介绍了他通过个人奋斗改变社会阶层后为扭转更多乡村孩子命运而做的努力。这位十几岁便因贫困而辍学的农家子弟，一路兜转近半个世纪，终成“逆袭”。如今，他的目光中已沉淀出智者的锐利与警醒，言辞中却仍保留着生于乡土的真挚与淳朴。当鲜明的个体经历从政策背景中跳脱出来、当海峡两岸对同一现象的关注隔着时空交汇，其中的记忆、行为与思索都变得格外动人。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赖文鑫是江西华忆科技学院的创校董事。对于学校中优秀但贫困的学生，赖文鑫一度给予过物质奖励，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若奖励1000元，生活之外有结余，“老师也去管他借，奶奶也去管他要”；若只奖励500元生活费，学生还是“每顿饭只吃一个5毛钱的包子”——结余去了哪里？学生说：“我爷爷病了，我要把钱带回家给他看病。”赖文鑫又想出一个办法，把补助充在学生的饭卡中——这样学生便能吃饱吗？赖文鑫发现，这些学生把市场的法则用在了校园中：几个学生结伴去吃饭，却只刷接受补助的学生的饭卡，其余学生返还现金给他。“穷则变，变则通，”赖文鑫说，真正的贫困家庭的生活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况且，贫困家庭子女并非单一群体，有“留守在老家，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由其他亲属照顾的留守儿童；父母都在但是家境贫困的儿童；十几岁就离家在外打工的少年”等不同情况。赖文鑫认为，对待不同环境中的贫困家庭子女，应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对留守儿童应关注隔代教养问题，祖辈与孙辈思维观念不同，易生隔阂；长期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如果爷爷奶奶过世，容易出现较大的心理波动，因此“对于隔代教养的孩子，政府有义务配备专门的辅导老师”。

　　赖文鑫说，贫困学生家庭情况复杂，给予其物质捐助不如完善扶助机制。在赖文鑫创办的学校，“学生若无力支付学费，可以先不用支付，等学到一技之长、工作之后，自然就有了收入，这时再用自己赚的钱还清学费欠款”。他说，台湾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果有农民子女要上学但是缴不出学费，家中只有50亩未收获的柑橘园，只需打欠条给农会便可借出款项，等柑橘收获、卖出后再偿还欠款即可。仅靠个人捐助，“捐得了今天，捐不了明天；捐得了一个，捐不了千万个”。在赖文鑫看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平等对待胜过过度关注

　　家境贫困使赖文鑫自小便有强于其他孩子的自卑感。“我以前甚至不能接纳自己的故乡，”赖文鑫说，“因为家穷，村里的孩子都欺负我，人家财大势大，我打不赢也骂不赢，只能跑回家去哭。”这种自卑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兵以后。别人有衣服穿我也有，别人有皮鞋我也有。唯一的不同是，别人有更多的零用钱，而我领的津贴要寄回家去，但是生活方面的差距已经很小了。”赖文鑫深有体会，贫家子女需要的并不是“帮扶”，他们的所求很简单，平等对待而已。

　　赖文鑫介绍说，台湾有两种不同的升学体系：家庭条件尚可且有能力的学生，可以从初中、高中、大学一直读到硕士、博士；因家境贫寒等原因辍学的孩子则有另一条出路，可以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同等学历。赖文鑫初中辍学，高中拿到的便是同等学历。拥有高中同等学历就可以参加台湾的高普考（即公务员资格考试），赖文鑫从初等公务员考到高等公务员，1981年考取了台湾土地行政管理高等公务员第一名。

　　“有时政府行为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有一件事做对了，”赖文鑫说，“那就是做到了教育平等，给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公正的评价。”在台湾，若能考取高等公务员，应聘时就可比照大学毕业生，而赖文鑫当时考取了公务员优等第一名，就相当于硕士、博士。

　　“不要把贫困家庭子女当成不正常的孩子，也不必因其家贫而给予特别关照，一视同仁便好。”综合过往经历，赖文鑫感慨道。他说，对贫困家庭子女过度关注，容易造成社会运行机制的扭曲：若贫家子女只因家穷便能得到补助，他们很容易形成思维惯性，认为因穷困而被补助是理所当然的。赖文鑫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果奖励学生一壶茶，富裕的学生有一壶茶，贫寒的学生也是一壶茶；如果学生犯了错，家境好的学生打十棍，家境差的学生同样打十棍。“平等对待胜过过度关注”。

　　缩小城乡差距，保障地域公平
　　
　　“平等对待不只表现在个体机会的公平，也表现在群体、地域资源分配的公平。”赖文鑫说，台湾没有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的“一刀切”，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入户地点（年满20岁，在迁入地有合法居所或接收人，就可凭身份证办理迁户手续），其子女在城市或乡村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解释说，若父母的户籍所在地分属乡村与城市，孩子既可以选择在城市读书，也可以选择在乡村读书；若农村孩子想到城市求学，只要在市区租到房屋、有合法居所就可迁户，孩子也能够顺利入学。

　　那么，这种允许人口自由迁徙的体制会不会导致人口流向一边倒？赖文鑫回答说：“不会，因为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不大。”他介绍道，在台湾，学生使用的教材统一，城乡学生交流密切，不会出现知识体系的差异；乡村教师的待遇高于城市教师，因此优秀教师不介意被调到乡村，这就保证了师资力量、教育者身份的公平；政策对城乡学生的补助也是乡村高、城市低；加之城乡学校环境、人均师资的不同——城市学校空间远比乡村拥挤，在城市，每个老师平均要带20个学生，乡村老师则只需带6个，因此反而有很多城市家庭愿意把子女送回乡村读书。此外，在台湾的考试制度中，也不存在分数线因地域而异的情况，“成绩差的就去读差的学校，成绩好的就去读好的学校”。

　　“正是选择的自由、资源配置的均衡，使台湾的教育相对公平。所以，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点就是‘城乡一体化、教育一元化’，而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胜过对某一群体的保护。”赖文鑫总结道。

　　个人奋斗与社会机制相结合

　　在赖文鑫看来，无论一个公民年龄多大、处境如何，政府都应通过与社会福利相结合的方法保障其平等的权益。

　　以儿童权益保障为例，在台湾，无论是因贫困还是因父母遗弃而流浪的儿童，一旦被发现，就会有警察将他们带到福利院照顾。赖文鑫说：“台湾的《儿童保护法》特别严格，哪怕父母临时外出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果孩子哭闹被邻居发现，邻居就会报警，警察劝告3次不见成效，就可以剥夺父母的照顾权，直至父母考核及格才会归还；如果父母因病无法照顾孩子，可以请政府派专职人员把孩子接走，免费照料至病愈为止——这种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不分城乡。”

　　赖文鑫回忆起自己刚到台北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因为费用高，舍不得去旅馆，我宁愿睡火车站。如果被派出所巡查人员发现，他们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给我一条被子、一张椅子；第二天天亮后，给我一杯水、两个馒头做早餐，告诫我以后不要再睡那里了才会放我走。”按照台湾的规定，如果夜宿火车站连续被发现3次，就要被拘留，“于是我每在一个火车站睡两晚就换到另一个区的火车站”。回忆当年，赖文鑫风趣地说：“有时我舍不得吃饭就去火车站，半夜一两点有公安人员来检查，只要被他们带回去，目的就达到了——第二天的早饭有着落了。”

　　个人无法决定家庭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的努力程度。赖文鑫说：“贫困家庭的孩子要改变现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读书，二是工作。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世界就不会放弃你。”“而政府能做的是调整政策，”赖文鑫表示，通过法律法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整体制度架构的完善，使学生拥有公平的教育机会，以教育公平促进机会公平，以机会公平推动社会公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